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激情满怀的中共党员和中华儿女，抚今追昔：回忆祖辈孜孜求索救国方略的千辛万苦，追忆父辈百折不挠地开拓社会主义道路的千难万险，耳闻目睹祖辈父辈历经数不胜数的艰难困苦，终于赢得神州社会主义凯歌高奏。此情此景，确实引人瞩目、发人深思、催人奋进。

　　19世纪中下叶的中国，是处于近代而远非近代化的国家，是一个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百般凌辱、凶残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依次更替的五种社会形态典型的系列中，人们是找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这种社会制度的。如同找不到曾经几度在殖民地附属国国度出现的那类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那类一小半殖民地、一小半资本主义、又一小半封建主义并存交错的社会制度一样。这不奇怪，因为它们是一种畸形、一种变异，社会形态发展的典型系列中，自然没有它们的位置。事情清楚得很，我们的祖辈父辈中那些立志改变旧中国命运，孜孜求索独立自主、兴旺发达之路的先进分子，不能不首先下功夫搞清楚这一系列大难题：曾以封建社会形态的高度繁荣而闻名全球的中国，何以竟然衰变为一个破败不堪、朝不虑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又是哪种类型的社会制度，它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历史主题是什么？中国更新、复兴之路何在，是按部就班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另辟蹊径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祖辈父辈中相当多数的人先是对前一条道路情有独钟，因为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确实使为数可观的腐朽衰败的封建王朝脱胎换骨成为资产阶级强国。他们主观地认为：只要仿效西方，气息奄奄的满清王朝有可能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国或民主共和国。可是事与愿违，反封建起家的西方资产阶级，却在东方充当封建的保护神，串通镇压"向西方国度寻找真理"的维新派和革命派，血淋淋地宣判这些仁人志士理想的破灭。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对其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一种纯粹的思想活动。纵观历史，横看现实，有心人可以排列出好几条前人、他国走过的或正在走着的成功之路。但是，对正在求索发展通途的某一特定国家来说，其所处的时代特征及世界现状——“世情”的特殊性，特别是本国国情的更大的特殊性，使它决不能简单地踩着前人、他国的脚印行进，需要的倒是过细地探求适合自己置身其中的“世情”、“国情”独具的特色所要求的胜利道路。历史主体的正确作用在于正确判断哪一条路是唯一可行的得胜之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其悲剧均在于没有搞清楚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远未近代化的近代中国，照搬西方列强的发展道路是成不了大事的。因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内在地决定了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幸而我们的革命前辈中，不乏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拘泥于成规旧习、敢闯敢干、敢于开拓前行的大智大勇之士。他们响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召唤，经过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介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立志学习掌握并把这个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的过硬本领。以五四运动为转折点，以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为开端，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把寻求国家和社会出路的不懈奋斗，提到了崭新的高度，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他们有的以专注研究神州作为“第一主课”，在力求准确把握国情、有效地唤醒和组织民众上下功夫。有的为救国而出国，近飘东洋远渡西洋，深入异国的工厂、农村和学校，弄清其革新与革命的来龙去脉、工人运动的得失成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影响、资本主义制度向何处去与社会主义制度从何而来。他们尽管置身于五光十色、令人目眩神迷的巴黎、柏林、东京等资本主义大都会，却清醒地得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的唯一科学的结论。在国内主攻“第一主课”的同志，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志同道合。从而汇合在祖国争独立、争自由、争解放的主战场和主阵地上，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形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的潮流。

　　忆往昔，亿万神州义无反顾地作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这不是历史老人的兴之所至，有意鼓动、支持中华的仁人志士去创造社会发展的奇迹；也不是历史主宰故意作弄人，让“本应”走进资本主义这个房间的中国，阴差阳错地走进了社会主义这另一个房间；更不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座右铭的我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因对西方列强所作所为的反感而唾弃资本主义，因苏维埃俄国对华的诚挚友谊而独尊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这完全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结果。说具体点，这既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合力作用的结果，又是历史主体不懈奋斗的结果。这种光照千秋、造福万代的选择，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一切有识之士经过反复求索、比较、尝试、检验，而郑重作出的唯一的正确选择；是亿万人民群众经过长期审视、多方参与，终于一致认同、衷心拥护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一选择，具有普遍的、客观的、坚不可摧的品格。

　　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立足时代、洞察国情、总揽全局、规划未来的全方位的科学认识，从其主要方面来说，涵盖着如下三个精确的理论论断和三个重要的实践课题。形象点说，是神州社会主义凯歌的三部曲。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支唱遍全国全球的凯歌的主创者与指挥者。

　　其一，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科学认识，是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这个重要的理论论断作为头一块柱石的。

　　在国将不国的20世纪初期，煎熬浸泡于火与血之中的中华儿女，万分紧迫的当务之急当然是确定拯救中国之路。为此又亟须破除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拯救中国的传统观念，形成救亡与启蒙两相交织。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有针对性地阐明：为什么反封建起家的西方资产阶级，倒成为东方衰败的封建王朝的操纵者与帮凶；资本主义道路曾经是西欧好几个腐朽没落的国度走向振兴繁荣之路，为何到了东亚，对力图摆脱逆境、改变国运、振兴中华的中国来说，却又此路不通；追逐超额利润，控制、掠夺殖民地与附属国的资本本性，是怎样内在地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只能是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死对头；只有反对民族压迫、反对阶级奴役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才能指引中国摆脱亡国灭种的厄运、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立和发展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开辟通往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深受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和贫穷、灾难折磨，而又力求改变悲惨命运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是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和领会社会主义的。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丰功伟绩，正在于它结合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形势、中国国情，坚定地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的科学论断，并进而解决了社会主义如何才能拯救中国这一重大的实践课题。中国国情与资本主义列强的各国国情有着很大的差别；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的俄国国情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简单地认定：既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那就照搬科学社会主义这样那样的具体结论和具体条条，照搬俄国这样那样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做法好了。果真如此，被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扭曲了的所谓社会主义道路，就不仅拯救不了中国，反而会加深中国的灾难。我们引以自豪的是：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优秀分子，就逐步意识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意义，认识到在坚定地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的理论论断以后，亟需进一步研究、解决社会主义如何才能拯救中国的重大实践课题，制定解决这个实践课题的根本方针和重大决策。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领袖的著作一再郑重指出：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从根本上说，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走的是俄国人的路。这些确切的表述，曾被有意无意地误解为：中国革命不过是俄国革命的简单翻版。懂点现代史的人都清楚：这两场伟大革命都是在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积极参加取得胜利的，都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暴力革命。然而，这些相同或相似之点，没有掩盖其中若干不可忽视的颇有深意的差别：俄国革命沿用的是巴黎公社式的城市起义，中国革命则别开生面，先在广大农村暴动，建立根据地，长期包围并最后夺取城市。

　　其二，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科学认识，是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造中国这个重要的理论论断作为第二块柱石的。

　　救亡呼唤启蒙，启蒙促进救亡。在救亡与启蒙交互激励、共同提高的过程中，巩固和发展救亡胜利硕果的需要，把改造中国的历史任务提到首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造中国这一精确的理论论断，成为全体党员、全体青年团团员、各民主党派的先进分子，以及海内外一切爱国主义者的共识。这种广泛而深邃的共识，要转化成为持久而有效的行动，同样需要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动员、组织、指引满怀解放喜悦的群众，致力于精确而细致地解决社会主义如何才能改造中国这一重大的实践课题。毛泽东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难以在过渡时期内完成，当时对此估计不足。但是把实现国家工业化提上日程，作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来抓，总的说来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改造任务比预期的时间提前完成了。时至今日，仍应该理直气壮地指出：党在解决社会主义如何才能彻底地改造中国这一艰深的实践课题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比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所期望的和前苏联所做到的，确实是有所前进、有所发展、有所创造。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有22年的领导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支持和组织手工业者的比较丰富的经验。建国后不久，当我们开始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就较快地提出了有关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在党的指引下，从临时互助组发展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真是一路凯歌行进，是马克思寄予希望的工农大合唱的又一篇章-- - 社会主义改造的篇章。比起前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弯路多多、矛盾重重、大幅度减产，确实是风景这边独好。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关于改造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者走组织起来的致富之路的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

　　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就是说对资本主义经济-- - 民族资本实现和平改造，的的确确是应该浓墨重彩加以肯定的历史创举。马克思恩格斯早就盼望过历史提供这样的机缘，使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够采用赎买办法把资本家的财产国有化，那对无产阶级来说将是最便宜的事情。列宁在俄国苏维埃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初期和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也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可是极端仇视革命政权的俄国资本家无动于衷，两次都落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俄国不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不采取没收的办法，而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对它们实行赎买，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按照剥夺剥夺者的原则，工农当家作主的国家没收或赎买的办法，把它收归国有，变为全民财产。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解答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重大难题，成功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如何才能改造中国的重大的实践课题，进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提到新的高度。

　　其三，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科学认识，是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个重要的论断作为第三块柱石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取得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中国，即将全面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时期。正如改造主题曾经取代救亡主题那样，发展主题也将逻辑地取代改造主题。社会主义如何才能发展中国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实践课题提上了历史的日程。尽管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走了弯路，经受了严重的曲折，但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就社会主义如何发展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论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党的十五大上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得到发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扩充。

　　在神州社会主义凯歌唱遍大江南北的时刻，一切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华儿女，无不衷心感激凯歌的主创者与指挥者，热烈颂扬党在难忘的80个春秋中为用社会主义拯救中国、改造中国、发展中国立下的光照千秋万代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