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的洪流
在血泊中前仆后继
抗日救亡的怒火
血染雨花台
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政坛风云变幻。蒋介石逐步窃取了革命果实，在南京建立了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党组织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受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经过艰难和曲折，逐步走向成熟。他们像火中的凤凰，在血与火的洗礼后重生。
大革命的洪流
孙中山接受共产党的建议，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于1923年1月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中共南京党组织立即响应，在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坚持国共两党携手并肩，共同开创国民革命新局面。
根据上级指示，南京共产党员宛希俨第一个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到1923年年底，南京的全体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都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了国民党。1924年初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5年3月12日，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为了纪念这位民国元勋，南京各团体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追悼孙中山先生筹备会，筹备会主席为宛希俨。为期两天的南京各界追悼大会共有10万余人参加，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会后，恽代英、肖楚女还到一些大、中学校演讲，宣传新三民主义，教育启迪了青年，指引一批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许多人要求加入国民党，到5月份南京国民党党员增加了3倍，达到400多人。
5月31日，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京，青年学生群情激愤。在中共南京地方组织广泛发动下，各大、中学校迅速建立后援会，声援上海人民的伟大斗争。同日下午，南京团地委接到团中央快函，南京党、团员即根据快函精神，重点发动英商开办的和记洋行工人罢工，以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南京和记洋行满开工时有工人四五千人，但其中大多是临时工和童工，其中不少还是女工。英商开办的这个洋行，对工人无情掠夺，残酷剥削。下关江边不是租界，洋行却设有巡捕房，可以随时拘捕、吊打甚至杀害工人。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下做工，没有任何劳保待遇，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1小时以上，而工资却很微薄，女工、童工更是收入甚微。就这点血汗钱，洋监工、中国工头还要层层克扣。工人早就对帝国主义怀着极大的愤懑。当他们听了爱国学生关于五卅惨案的演讲后，多少年来积压在心中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迸发出来。6月5日起，全公司5000多名工人宣布罢工。6日，罢工工人以100人一中队，500人一大队，共编为10个大队，先后在下关游行，并到英、日领事署抗议，给南京人民以巨大的鼓舞。一位教育界的老先生含泪跪求同胞："望紧步和记工友后尘，团结御侮，以免中国重蹈高丽和印度的覆辙!"
和记洋行工人罢工，掀起了南京反帝斗争的热潮。南京总商会于10日对英国实行经济抵制，通告自当日起不用英、日货币，不乘英、日轮船，不进英、日货物，英、日商店的华人店员也纷纷离职。25日晨，南京各界200余单位、团体人员列队拥入公共体育场开会，以30万市民名义发出声援沪案的通电。
和记洋行工人罢工斗争坚持了42天，以英国资本家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而结束。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在南京历史上是空前的。中国工人运动早期领袖邓中夏称这次罢工是"南京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最壮烈的一举，给予各地影响不小"。在斗争中，南京的党、团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的分化与国共两党的摩擦和斗争愈加激烈。其实质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南京的国民党右派未经省党部批准，建立了非法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1926年1月，南京国民党左派鉴于右派已公开进行分裂活动，报请江苏省党部批准，也成立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有500多人。3月12日，既是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又是中山陵墓举行奠基典礼的日子。下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州国民政府在南京紫金山隆重举行孙中山陵墓奠基典礼。虽然天降大雨，各界群众仍踊跃参加。参加盛典的有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党部代表、孙中山亲属、外国驻南京领事、南京机关及团体代表等共3000多人。奠基典礼乐曲声刚落，早就化装成学生并占据会场显著位置的国民党右派打手突然冲出来，一面叫嚷，一面将省、市党部的旗帜撕破、践踏，用旗杆、铁棍、木棒在省、市党部队伍里猛打，继而又用石子乱掷。省党部常务委员侯绍裘等6人被打成重伤，轻伤者不计其数。
在国民党右派反动面目日益暴露的情况下，许多追求真理的青年纷纷脱离右派市党部，参加到国共合作的市党部中来。中共南京地委和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发动群众，迎接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挥师北伐。直系军阀孙传芳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增兵闽、浙边境，向北伐军进攻。南昌大败之后，孙传芳把张宗昌统率的直鲁联军引进南京，到处扰民掠物，吓得商人不敢开市，市民不得安宁。一时南京成为一座恐怖城。仅东南大学一校，就遭11次搜查，抓走学生42人。1927年3月17日，东南大学学生、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成律、共青团员吴光田惨遭杀害。
在白色恐怖下，中共南京地委、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领导南京人民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配合北伐战争，中共南京地委加强军事工作，组建工人纠察队，集结革命力量，做了大量工作。3月24日，国民革命军打败张宗昌指挥的直鲁七省联军，胜利光复南京。他们积极支持南京地方革命团体的工作，封闭了非法市党部，逮捕了国家主义派的头子。
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工农运动的高涨，不仅狠狠打击了反动军阀的嚣张气焰，而且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帝国主义公然对我进行武装干涉。就在北伐军光复南京的当天，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良美拉尔特号，美国驱逐舰343号、344号，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于下午3时40分突然用远程大炮向南京城内轰击，持续约70分钟，并杂以猛烈的机关枪射击。顿时，仪凤门至北极阁、丹凤街、百子亭一带，火光冲天，硝烟弥漫，土石横飞，军民51人丧生，46人受伤，毁坏房屋财物无数。这就是南京惨案，亦称"南京事件"或"宁案"。
帝国主义实行炮舰政策武装干涉中国革命，激起南京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还引起苏联等世界主持正义国家人民的关注。但是，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面对英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侵略行径，却违背民意，不仅不向肇事者抗议，反而卑躬屈膝，诬赖这次事件是"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蓄意制造"的。他还派人转达英美当局，表白他对英美两国并无敌意，要亲赴南京负完全责任解决此事，这充分暴露出了他反共媚外的真面目。
北伐军光复南京后，以中共南京地委委员、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常务委员刘少猷为首的南京市党部起到了临时政权的作用，直接领导南京人民的革命斗争，南京各界、各行各业都组织起来了，工会等团体像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而此时，蒋介石却在为南京建立独裁政府、镇压革命人民，进行秘密策划准备。他任命其亲信温建刚、陈葆元等控制了南京市公安、交通等要害部门，与被查封的右派市党部头目达剑峰等相互勾结，密谋捕杀共产党人、革命志士。他先将总司令部警卫团调驻南京，继以北伐为名，将支持革命的第二军、第六军陆续调往江北、郊区。4月7日，蒋介石将其嫡系部队何应钦的第一军两个师调驻南京。至此，蒋介石已控制了南京的军队、警察、水陆交通、通信联络等，完成了镇压人民的准备工作。
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又受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南京党组织对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缺乏警惕。4月9日上午，蒋介石从上海来到南京。下午，国民党省、市党部在公共体育场召开三四万人参加的"欢迎汪精卫主席复职大会"，还张贴了欢迎蒋介石的标语。谁知就在此时，蒋介石已密令陈葆元、达剑峰带领流氓打手，捣毁了省、市党部，拘捕了张曙时等省、市党部领导和骨干40多人；市总工会也被捣毁。在公共体育场开会的群众闻讯群情激愤，即到总司令部请愿。蒋介石在群众压力下，不得不出来。他在两三分钟的讲话中不仅不接触实质问题，反诬群众"滋事"，更激起了群众的义愤。当日晚，中共南京地委决定次日召开市民肃清反革命派大会。
4月10日上午，约10万群众拥向公共体育场，愤怒声讨反动派的暴行。大会结束后，群众又一次到总司令部请愿，各团体推派了三批代表进去见蒋介石，都不见答复。待推派第四批代表时，蒋介石不准进见。人们再也抑止不住愤怒的心情，齐声高喊"要代表出来报告交涉经过"。这时蒋介石才不得不将代表放出。代表告诉大家"交涉没有任何结果"。群众怒不可遏，代表们又去见蒋介石。这时蒋介石指使荷枪实弹的军警和流氓打手枪击、棍打群众，造成请愿民众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当晚11时，中共南京地委在大纱帽巷10号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地委委员及省、市党部和市总工会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着重研究应变措施、反蒋宣传等问题。由于事机不密，会场被侦缉队突然包围。除市党部常务委员刘少猷越墙脱险外，到会的省党部常务委员、中共党团书记侯绍裘，中共南京地委书记谢文锦，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张应春，市党部妇女部长陈君起等10名同志被捕，几天后均被秘密杀害。这就是国民党制造的南京"四一"反革命事件，也是南京党组织遭受的第一次大破坏。
"四一零"反革命事件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奏。轰轰烈烈的南京人民革命运动被蒋介石镇压下去了。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从此南京成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心。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蒋、汪勾结，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南京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艰难曲折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回到顶部>
在血泊中前仆后继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南京的党组织和革命者没有被蒋介石的嚣张气焰吓倒，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中共南京地下组织带领人民同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强化特务组织和法西斯统治机构，南京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
1927年4月至6月，中共江浙区委先后委派刘少猷、黄国材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6月29日，团地委机关遭到破坏，敌人从搜查文件中发现地委住址，地委黄国材等5人被捕。此后又有1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中共南京组织的领导机关于同年6月至7月第二次遭到破坏。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坚决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后，邓中夏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省委派罗世藩、贺瑞麟来南京恢复党团组织，10月又派吴雨铭任市委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开始恢复工作，逐步发展到党员200名，团员100多名。
11月中旬，省委派孙津川来宁担任市委职工委员。孙津川出身于南京中华门外宝塔根一个贫苦家庭，14岁就随父进金陵机器制造局当童工，后又到沪做工，1925年加入共产党，后被推选为京（宁）沪、杭甬两路工会会长。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他表现了高度的革命坚定性和突出的组织才能。他的到来，加强了南京市委的核心力量。
12月4日，在浦镇附近的山上，市委召开了中共南京市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5人。会前推定孙津川为临时主席。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关于《中国现状与共产党任务决议案》，会议选举17人为市委委员，吴雨铭任市委书记。1928年3月，吴雨铭调任省巡视员，由孙津川任南京市委书记。
市委根据省委关于"艰难困苦地集聚无产阶级的力量"、"发展工农日常斗争"的策略，抓紧日常的经济斗争，受到极大摧残的工农群众运动开始复苏。
孙津川当时住在北祖师庵49号一间小房子里，生活很艰苦。一天，市委在他家开会，他让妻子在门口把风，出生仅几个月的孩子放在被子里竟被捂死。孙津川很伤心，但仍然拼命地工作着。他善于做群众工作。一次他去金陵兵工厂工人生活区和工人党员开会，他从口袋里拿出两个字型，左手拿个"工"字，右手拿个"人"字，再把两个字拼成一个"天"字。他说："工人团结起来，力量比天大，什么困难也不怕!"金陵兵工厂的党团员受到鼓舞，他们团结群众，筹组工会，为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开展斗争。孙津川在农民、士兵、学生、教员中也有效地开展了工作。1928年，由原国立东南大学、河海工程大学等九所大专学校合并而成的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国立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学生为要求减免学费，向教育部请愿，斗争取得胜利。南京各方面斗争的开展，促进了党组织的壮大，全市党员发展到240人。
1928年5月初，日军在山东济南挑衅，南京驻军多数北调，防务空虚。在"左"倾盲动主义指导下，市委筹划红五月斗争，在台城开会时不幸被敌人盯梢，导致一批党团员被捕，许多支部活动陷于停顿。
在这种紧急状况下，中共南京市委于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浦口江边芦苇滩秘密举行第二次党代会，选举13人组成新市委，孙津川为市委书记。会议研究了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的问题，在会议快结束时发现可疑人员，孙津川等跳入长江脱险。但到7月，孙津川还是被特务逮捕，敌人用酷刑、逼供、高官厚禄、母子亲情等威胁利诱他，要他交出南京全部党员名单。几个月中，孙津川受尽折磨，遍体鳞伤，但他仍坚定地说："我既投了红旗，绝不投白旗，要杀就杀，其他的话一句也没有。"10月6日，孙津川于雨花台英勇就义。9、10月间南京共有37名党员干部牺牲，其中市委委员就有7名。南京刚刚积聚起来的一点革命力量又遭惨重损失，这是中共南京组织遭受的第三次破坏。
9月，省委又派黄瑞生来南京恢复组织。市委根据中共六大精神，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1929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市委军委系统32人被捕，市委书记黄瑞生等5人被杀害，这是中共南京组织第四次遭破坏。1929年8月市委重建，1930年2月，王文彬继任南京市委书记。南京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努力斗争。
乌云笼罩南京城，但是北郊却有一小块晴朗的天，那就是陶行知先生于1927年春创办的晓庄师范。由于陶行知推行新的教育思想和学校政治空气民主，晓师对各地优秀青年有很强的吸引力。有些外地受迫害的党、团员陆续转来就读，并于1928年夏成立中共晓庄支部，支部书记为刘焕宗，有党员10多人。另有团员10多人，后来组成团支部。晓庄党支部对校内国民党党员采取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方针，主动与原国民党左派人员取得合作。他们还和附近青壮年农民组成"联村自卫团"，成为学校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
1930年1月间，市委派刘焕宗到上海学习鲁迅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自由大同盟"的经验，回来后，即着手筹备并建立了南京自由大同盟。晓师首先响应，并联络了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东方公学、五卅中学等学校的200多人开展有关活动。晓师进步力量增长很快，省委派来的陈云同志视察后认为，南京"争自由的斗争有七个学校有了群众，其中以晓庄为最好"。
2月初，和记洋行工人向外国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不准打骂工人等要求，遭到厂方拒绝。10日，工人举行罢工。罢工进行了50多天。4月3日复工那天，反动军警不让工会骨干和积极分子进厂上工，打伤数十人，造成"四三"惨案。4月5日，市委组织群众游行示威声援工人罢工，晓庄师范的队伍走在前面。
当时，江苏省委一再要求各地暴动。4月27日，共青团南京市委委员梁公弼等在南京国民大戏院散发传单时被捕。4月底，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王文彬、共青团市委书记韩均等被捕。中共南京组织遭受第五次破坏。
5月上旬，王弼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南京工人运动已经激烈到可以直接发动武装暴动的程度，坚持要组织暴动，认为"南京来一兵暴，确可发动全国反军阀的革命高潮"。在"左"倾错误影响下，南京成立了红五月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王弼、李济平先后任市行委书记，行委根据省委指示，在南京准备暴动。
那时常常采用一些容易暴露的斗争方式，如发动飞行集会，由党员在闹市区突然散发传单，甚至在国民党政府对面的墙上也用墨汁写了大标语"七月十六日下午六时到夫子庙示威去!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这等于是通知敌人去逮捕革命者。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市行委决定于8月1日暴动，兵分三路攻打国民政府，结果暴动未成，党的地下组织反而暴露。市行委书记李济平、市行委委员夏雨初等被捕牺牲。从7月到10月，全市党员由200多名减少到47名，这是南京党组织第六次遭到大破坏。
在血的教训下，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坚决制止南京暴动。11月，中共江苏省委派恽雨棠来南京任市委书记，恢复组织，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南京市委于12月14日作出了反"立三路线"的决议。<回到顶部>
抗日救亡的怒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在日本的大举侵略面前一再退让。日本的疯狂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中国共产党顺乎民意，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坚决主张对日本抗战。
虽然南京的党员人数不多，但在抗日反蒋斗争中起了先锋作用。他们发动和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带领群众请愿、示威。全国各地纷纷派代表到南京来请愿、示威，和南京人民会合在一起，形成声势浩大的抗日民主运动。
9月28日，中央大学1000多名学生和外地学生联合向政府请愿，学生在外交部怒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11月，上海、北平等地学生联合到南京向政府请求抗日。上海中华警钟会在国民政府门口悬挂一口铜钟，不停敲打，要敲醒政府起来抗日。
12月17日，南京和外地学生10000多人联合游行示威，要求抗日，遭到大批反动军警镇压，1人当场死亡，30多人受重伤，60多人被捕，造成震惊全国的"珍珠桥血案"。在斗争中，南京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党员人数增加到200多名。
可是自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之下，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错误地认为"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左"倾，而是右倾。在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导下，南京仍是组织党员群众不断地散发传单，不断地举行飞行集会、罢工、罢课，并且要发动兵变和暴动。
省委派人到南京视察，要求发动工人大罢工配合南京的暴动。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南京人民革命运动遭到严重的损失，1932年2月上旬，由于叛徒供出市委准备暴动的计划，市委书记王善堂被捕。王善堂叛变后供出党员密写名单，国民党反动派对南京党组织的搜捕、镇压持续一年之久，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地下党组织，又遭严重破坏。这是中共南京组织第七次遭破坏。此次破坏波及江苏省委所属的徐海蚌、长淮特委，共有300多人被捕，100多名优秀党员牺牲。
当年11月成立的中共南京特别支部（简称特支），只有6名党员，面对更加艰难的境况，党组织不得不再次思索着下一步如何斗争。
1933年6月，省委派顾衡任南京特支书记。顾衡年纪虽轻，斗争经验却很丰富。他在东南大学附中读书时，曾随恽代英等同志在芜湖一带搞过宣传工作。
半年以后，中共南京特支在艰难困苦中逐渐发展，在工厂、学校、国民党军事机关恢复党的组织，党员人数增加了五六倍，还成立了反帝同盟、读书会等抗日爱国组织。特支也改为南京市委，仍由顾衡负责。但这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斗争。江苏省委连续遭受破坏，南京的斗争环境日趋险恶。
1934年4月，顾衡撤销设在逸仙桥的党的机关，通知党内同志迅速离开南京，自己继续在南京坚持工作。8月4日，顾衡在他的秘密住所被捕，在敌人法庭上，叛徒、特务逼供、诱降他，想让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他义正词严地说："这是一种信仰，是不能动摇的!"12月4日他被杀害。顾衡等被捕后，其余党员有的被迫离开南京，有的与组织失去联系。这是中共南京组织遭到的第八次破坏。从此以后，南京的党组织有三年时间没有恢复建立起来。但是顾衡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下来的一些同志，仍在南京活动。南京的读书会还在秘密发展。读书会、秘密学联在敌人残酷镇压的艰难环境中，顽强战斗，坚持抗日救国活动。
从1931年到1935年1月，第二次"左"倾错误统治党中央达四年之久，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都遭到惨重损失。在这紧急关头，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党对白区工作采取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工作的斗争形式，以便使党组织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力量。在南京的零星党员，按照这一正确方向，开展各种抗日爱国斗争。
1935年秋，南京读书会推荐王昆仑、孙晓村去上海与沈钧儒、章乃器、钱俊瑞多次联系。这时王昆仑、曹孟君分别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上海文委曹亮等建议，8月底在无锡太湖边万方楼召开会议。南京读书会的成员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胡济邦、王枫、吴茂荪、孙克定、狄超白、吴元戍、薛宁人等都去参加。会上传达了中共"八一宣言"精神（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讲了国内外形势。三天的会议，着重研究在没有党组织存在的国民党首都南京，如何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在"一二肪?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南京妇女救国会、南京学生救国会等组织相继成立。南京学生救国会（即南京秘密学联），确定了"组织秘密，活动公开"的原则。6月，南京各界救国会在玄武湖的游船上成立。救国会开展了"冬令讲学会"和"绥远抗日后援会"等有较大影响的活动。1936年，在国民党统治集团镇压革命力量的形势下，南京各界救国会骨干进行有计划转移或隐蔽活动。抗日救国运动中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和进步力量。他们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祖国各个战场。一批南京救国会成员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回到顶部>
血染雨花台
在南京敌人心脏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斗争是非常艰巨的。南京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出生入死，不畏艰险，英勇机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贡献也包括他们在法庭、监狱、刑场等特殊战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工人出身的孙津川，1928年3月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由于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表现出的卓越领导才能，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他又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7月，正当他为白色恐怖下南京人民革命运动的恢复夜以继日地工作时，由于叛徒王汇伯的出卖而被警察局抓捕。敌人问他："南京有多少共产党员?"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10月6日清晨，孙津川高呼着"枪毙我一个，还有十个。千千万万革命者，你们是杀不完的!""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跨出牢房，被敌人五花大绑，缚在黄包车上拖到雨花台杀害，时年33岁。
1932年4月，中共南京特委书记李耘生被捕，6月8日，在雨花台刑场上，敌人问他还有什么遗嘱，李耘生厉声回答："我的遗嘱就是盼亲人们与你们斗到底!"他的妻子章蕴也是地下党员，他牺牲前托难友转告她："革命事业、抚育儿女两副担子都请承担起来。"
像孙津川、李耘生这样的共产党员何止万千!他们也珍爱生命，热爱人生。但是一旦要在大多数人的幸福与个人生命之间做出抉择，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为前者而奉献自己的生命。
十年间，被押解到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审讯、判刑、监禁、杀害的共产党员、革命志士难以统计。南京的史册上记载下许多光辉的名字，还记载下无数不知名的英雄。
1931年，被周恩来称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的恽代英烈士就义。他牺牲前夕，曾在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的墙壁上，写下一首豪情万丈的诗篇："浪迹江湖数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恽代英是全国著名的青年运动领袖，20年代，他曾几次到南京，参加和指导这里的一系列进步活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黄埔军校任过教员。1930年春天，他遭受"左"倾路线的打击、排斥，离开中央机关去沪东行动委员会任书记，不久被捕。因身份未暴露，只被判了5年徒刑。此时，党的情报工作者钱壮飞已奉周恩来之命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为中共中央搜集了许多机密情报。1931年4月24日，钱壮飞获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即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向党中央报警。经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采取各种紧急措施后，党中央机关得以免遭敌人毁灭性的破坏。但恽代英在狱中却被叛徒顾顺章出卖。蒋介石如获至宝，急令军法司司长对他劝降说："你回到国民党来工作，我们绝不会亏待你。"恽代英严词拒绝。来人威胁说："你难道不考虑后果吗?"恽代英笑着回答："你说的什么后果呢?是杀头、枪毙?对共产党员来说，是随时准备着的。"1931年4月29日中午，蒋介石亲自下令，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亲自监刑，恽代英在中央军人监狱操场被杀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委员、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于1933年3月28日被捕，4月2日被押解来南京，关进了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敌人往他鼻子里灌煤油，用钢针刺他的手指，用杠子压断他的两腿，最后还使用了电刑，却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一点东西。1933年8月29日，罗登贤英勇就义，时年28岁。他的遗言是："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
1933年夏天，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听说中国工人运动领导者邓中夏5月在上海被捕，急电宪兵司令谷正伦，立即将邓中夏押解来南京。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一位著名的"理论家"前来劝降，这位委员知道邓中夏被捕前正受到王明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说："邓先生这片忠心，真不愧是中共党中的豪杰。只是，唉，想不到邓先生身为中共老党员，深孚众望，反受莫斯科训练回来的那帮小辈欺侮，被弄到小小的机关刻蜡版去，真叫人十分不平，十分不平!"邓中夏拍案而起，厉声说："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过问?我倒要问问你：害杨梅大疮到了第三期的不可救药的人，是不是有资格去嘲笑那些偶尔伤风感冒的人!"
临刑时，邓中夏对一旁的士兵说："你们睡到半夜三更时，要好好想一想，杀死为工农大众谋利益的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敌人又惊恐又气恼。邓中夏大笑起来："你们发抖了!总有一天，你们的士兵都会觉悟起来的，到那时候，你们的末日就到了。"果然不久，其中几位士兵加入了革命队伍。
除了牺牲在雨花台的烈士，许多在南京狱中失去自由的革命战士，也以他们顽强的毅力，谱写了一曲正气歌。寄押在江苏第一监狱的女政治犯坚守党的纪律，发挥党的作用，在狱中进行了一次次合法斗争。
何葆珍是刘少奇的妻子，1933年3月她在上海全国互济会工作时被捕，后押到南京。一次绝食斗争取得胜利不久，监狱又下令禁止亲友送东西。何葆珍质问前来查号子的二科长："你们说话为什么不算数?"随即她被拉出去毒打。政治犯们为声援何葆珍，高喊"不许打人"，二科长下令把号子门打开，把一个个难友拉出去打。为此，女监的政治犯开始了绝食。四天以后，狱方被迫同意让亲友送食物。
钱瑛，她的丈夫、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谭寿林1931年5月牺牲于雨花台。她化悲痛为力量，在洪湖地区率领赤卫队英勇奋战，名震一方。她于1933年4月被捕，关押在江苏第一监狱。当她知道难友彭镜秋带着一个6岁的儿子住在大号子里没有被褥盖，便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一床棉被托人转给彭镜秋。狱方发现后追查，钱瑛挺身而出承认被子是自己送的，于是被戴上了手铐。全体政治犯当天下午就开始绝食抗议。几天后，监狱当局只好给钱瑛下了手铐。
女政治犯的几次绝食斗争都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她们中有钱瑛、帅孟奇、夏之栩、耿建华等，都是中共早期的党员。与江苏第一监狱的斗争一样，在南京的其他人间地狱棗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和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中央军人监狱中，共产党人在险恶的环境中保持了革命气节，经受了与刑场同样严峻的考验。
从1927年到1934年，是中共南京党组织在极端艰苦曲折的斗争中发展成熟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内外阶级敌人勾结起来，企图完全消灭共产党，他们在国统区实行白色恐怖，血腥镇压；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南京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地区，敌人更是想尽各种办法来屠杀和镇压革命。而在党内，又有"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中共南京地下组织因此连续遭受八次严重破坏，党的力量几乎濒临灭亡的危险。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始终表现出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沉着应战，埋头苦干。党还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左"、右倾错误，因而能在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采取正确的方针。遵义会议以后，党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党奇迹般地度过最黑暗的时期，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以来城市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提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正确方针，使党的城市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回到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