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震惊了
1951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三反运动”。
1952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颁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公布施行。
1952年2月10日——“三反”运动开展后70天，“惩治贪污条例”颁行前70天——
原天津地区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因巨额贪污盗窃罪，经毛泽东亲自批示，被河北省人民法院依法处决。
枪声一响，举世震惊!
两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两个为建立新中国立下功劳的英雄，因极度贪污腐化而被党和人民押上断头台，这在我们新生的共和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在急风暴雨般的“三反”运动中，这是惊天动地的一声炸雷；在威昭天下的“惩治贪污条例”中，这是贯穿皇皇大文的无形的巨大叹号。
刘青山、张子善伏法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等均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在头版报道了公审大会的消息，以及中共河北省委于两个多月前作出的关于开除刘、张党籍的决议。《河北日报》还用二版整版篇幅，刊登了12幅照片，真实地记录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几乎与此同时，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电台也都对此迅速作了报道。香港的一家右派报纸禁不住惊呼：“共产党杀了共产党!”
应当这样说，共产党杀了共产党的败类!
世界舆论亦反响热烈。一家西方通讯社写道：“在中共建立北平大陆政权第16个月的今天，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不得不面对着这样一个现实：他们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正面临着一场法律的考验……”
更强烈的震颤还是人们的心灵——惊讶，欢呼，赞叹，感慨，自省，惋惜，忧虑，恐惧……汇织成空前的社会交响曲。
“刚建国，就出了这么大的贪污案，案犯身份地位又这么高，真让人想不到!”
“两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犯罪到了人头落地的地步，真是触目惊心，难以想象!”
“只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我们要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就必须从内部清除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败类!”
“刘青山，张子善都是比较高级的干部，都对革命事业有过贡献，但是当他们犯了严重的罪行之后，中国共产党毫无姑息地开除了他们的党籍，人民政府毫不手软地将他们判以死刑，历史上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不会这样做的，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无比伟大，人民政府空前廉洁。全国人民对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完全信赖，衷心拥护!”
“为民除害，人心大快!”
“过去担心共产党坐了天下也和国民党一样贪污腐化，现在放心了，毛主席英明，共产党伟大，了不起!”
“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挽救了一大批党的干部。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挽救了党，挽救了新中国。”
“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我都经历过，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几次，我从不知道害怕。可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刘青山、张子善，我的腿有些发软，脑袋嗡地一下胀得老大。原来认为我的居功自傲思想没什么，享受点没什么，现在才让我大吃一惊!我们应该时时警惕自己，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袭，千万麻痹不得呀!”
“他们俩毕竟对革命有功啊。30多岁正是好年华，说杀就杀了，实在可惜，应该给他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开国不久，抗美援朝兴兵戈，三反运动杀功臣，不是好征兆呀。”
“这次三反运动简直是天罗地网，像刘、张这样的共产党大干部都逃不开躲不过，何况我们这些姓‘资’辈的。三反没完又来五反，犯了哪条就坦白，不然别人一检举，扯出来可不得了。”
......
说什么的都有。但有一点是人们看清楚了的，共产党绝不容许腐败现象在党内滋生蔓延!共产党说一不二!共和国反腐败第一案交响曲，在新中国这大舞台上轰鸣。
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出现及被揭露，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现象与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时，面对的是一片战争废墟，一个国民党造成并丢下的破烂摊子：百业凋蔽，满目疮痍。 9个月后，美国当局操纵联合国通过美国提出的援助李承晚政府的提案，纠集十几个仆从国的军队，武装干涉朝鲜，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国际反动势力企图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此时，西藏问题还没有解决，西北、西南的剿匪战斗正在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刚刚开始。国势危急，超过了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列宁在一九一八”。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是不畏任何强敌，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一方面，毅然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奋力回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凶恶挑战；一方面，剿匪肃反，恢复生产，巩固政权，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这一切，保证了新中国的发展、成长与壮大。
然而，对一棵大树来说，暴风雨并不足畏，可怕的是树体内部滋生蛀虫。枝干粗壮，叶茂根深，八级大风亦无可奈何；蛀虫肆蚀，根烂干空，一阵微风也能将其吹倒，甚至无风自倾。
我强敌弱，我弱敌强。共产党人对辩证法是谙熟的，况且已然发现了自身内部弱我助敌的比明火执杖的敌人危害更甚的蛀虫。
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即对此有所预言。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以伟大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向全党提出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
资产阶级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历史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言。
在建国初期极端困难之时，资产阶级趁火打劫，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了猖狂进攻。
他们讥评中国共产党，说什么“军事一百分，政治五十分，经济建设零分。”上海的反动资本家则疯狂叫嚣：“上海是口大染缸，让共产党红着进来，黑着出去！”他们不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范围内循规蹈矩地活动，而是企图按照资本主义的道路无限制的发展。他们不愿意在国营经济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发展自己的经济，而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削弱国营经济的力量，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许多不法资本家、奸商采取隐匿的卑劣的方法，破坏国家经济建设，损害人民大众的利益，以一饱私囊。他们在不可能大规模地明目张胆地进行损公肥私活动的情况下，从执政掌权的共产党内部来寻求自己利益的代理人。当时有文章将资产阶级施放“糖弹”，拉拢腐蚀，利用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手段归纳为几种：试探性进攻；投其所好，乘虚而入；人情关系网；美人计；捧你上天；
大迂回；围攻；流氓式的暗算；一旦无用，一脚踢开。恶毒阴险，无所不用其极!
而在党内确实出现了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一批人。他们中有的原来觉悟就不高，参加革命之后，并未真正改造自己。有的过去对革命确有贡献，对敌人斗争英勇顽强，堪称英雄。但是，新中国建立后，他们的思想感情起了变化，认为中国革命大功告成，不是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而是一心一意想发展个人的事业。他们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他们头脑中的与同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完全不相容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恶性膨胀，从而屈服于资产阶级反动影响，产生了贪污浪费堕落腐化的行为，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
事实证明，入城以来党和政府工作人员中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已不是个别现象和个别人的问题了，有的甚至养成了“抓一把”的恶劣作风，抓人、抓钱、抓东西，无限制地向公家索取，挪用公款，任意挥霍，习以为常。当时执行的供给制，是老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初期，按工作和生活必不可少的需要，对工作人员免费供给生活必需品的一种分配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这种制度，对保证革命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建国后不久，供给制大部分改为包干制，即由国家发给一定数量的实物和货币，由领取人自行处理。几年后，供给制和包干制都改为工资制。这是顺应历史变化的一项积极性措施。在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和平环境里，一方面国家工作人员的个人需求向自主和多样化发展，正当合理具有社会进步意义，供给制已对其形成制约；另一方面，相当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希图从供给制中得到的已不仅是“工作和生活必不可少的需要”，而是利用手中权力，在旧有的体制中无节制地向自主与多样化发展，使其制约失败。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花起来快乐而理直气壮，想方设法满足一己之私欲，挥霍、浪费、贪污、窃取，严重地败坏了党内风气，损害了国家利益。
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滋生于党内的蛀虫，是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并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的革命事业的叛徒，是利用手中权力贪污盗窃胡作非为的登峰造极者。他们的出现，绝非偶然；他们的灭亡，更是必然!
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之所以震惊全国，除其犯罪手段极其恶劣、性质特别严重等原因外，有两个外在的东西非常引人注目：一是款额非同一般，达 171.6272亿元(此为旧币，一万元相当新人民币一元，下同)，这在当时已属空前； 二是罪犯身份非同一般，是两个执政掌权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两个“功臣”。没有这两条原因，也就不可能称之为“共和国反腐败第一案”了。
刘、张二人的身世经历，刑事判决书中是这样写的：
“大贪污犯刘青山，36岁，男，河北安国县人，雇工出身，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高(阳)蠡(县)农民起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历任冀中区任河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石家庄市副书记。”
“大贪污犯张子善，38岁，男，河北省深县人，学生出身，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曾作绝食斗争与卧轨斗争。历任献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十地委书记、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被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
对于刘、张二人在解放前的历史，中共河北省委在开除二人党籍的决议中，也有一段评价：
“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斗争均已20年左右，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建立过功绩。”
一位比较了解张子善的离休老干部，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样介绍：
“张子善出生在安平与深县交界的一个小村里，家境贫寒。父亲去世早，母亲身体不好。大哥到东北靠出卖劳力为生，二哥在家当雇工。张子善在他哥仨中是最聪明的，所以两个哥哥勒紧裤带，发誓要供他上学。我和张子善一同入的县城高小，那时他显得很成熟，一副大人模样，在同班同学中，他懂事多，思维快，学习非常勤奋刻苦。毕业后，我俩又一同考入县乡村简易师范。
“张子善长得瘦高个，大嘴口儿，脸挺白；性格开朗，喜欢与人交往，很能拢得住同学。他的口才非常好，在学校是有名的。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走上街头演讲，宣传抗日救亡，博得的掌声最多，同学们都很佩服他。
“张子善参加革命是比较早的，具体时间我说不准。因为那时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师范校长就是国民党员，我们的党组织只能地下活动。我当时还没有入党，所以了解情况很少。张子善嘴很严，从来没有给我讲过这方面的事。但是，我认为他已经在党了。因为他和穷学生们接触很多，经常在他们中间宣传穷人为什么受苦、地主为什么剥削等道理。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张子善是组织者之一。校内成立了‘读书会’，后来才知道那是党的外围组织，吸引了许多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张子善在暗中组织大家学习革命理论。另外，像要求为教师增加工资、为学生就业争取权益这类活动，他都是积极的参加者。当时，张子善是被学校当局注意的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1934年冬，一个姓范的叛徒向国民党县党部提供了一份共产党员名单，其中就有张子善。
当时几乎全县的党组织都被敌人破坏了，抓了很多人。有一部分软弱分子经受不住考验，就到国民党县党部画押自首了。在狱中，张子善被敌人严刑拷打，要他供出别人，他一直没有动摇和屈服。我曾和两个同学买通了狱警去看望他，他说他已抱定了死的决心，并嘱咐我说：‘赶快回去把我藏在宿舍里的一个小箱子里的书信、文件销毁了，这样也许我还有活着出去的希望。’我返校后就把那个箱子里的东西都烧了。现在我还记得，在一个笔记本里写着这样几句：‘我这个穷学生，为什么辈辈穷，有了×××，前途才光明。’我想，这三个‘×’号，一定是暗指共产党。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张子善肯定是个共产党员。
“后来，张子善由安平县解到了天津监狱。七七事变时，犯人们砸了监狱，张子善趁乱越狱出逃。至于他在监狱的情况，我不清楚。其后一段时间，他没有找到党组织，就一边教书一边寻找，终于找到了曾在一块坐过监狱的冀中七分区二地区组织部长，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总起来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张子善的表现是很好的，以至在很短时间内连提三级。对于他的工作才能，当时从来没有人含糊过。他和同志们的关系也很融洽。
“刚解放时，我到杨柳青张子善家作客，他穿得很朴素，屋里连家具也没有，很是清贫。没有想到，只有一年多时间，他竟会变成那个样子。枪毙他时，我在定县听的广播，当时把我惊呆了。这怎么能是真的呢?简直不可思议……”
说到这儿，老人显得非常激动，声音颤抖不止。
笔者采访了另一位比较熟悉刘青山的离休老干部，得到如下介绍：
“刘青山是安国县人，家里很穷，小小年纪就在博野县南白沙村当长工。刘青山十几岁就参加了共产党，南白少村的老长工徐云朴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徐云朴不识字，平时对刘青山讲‘调查研究’，总把树杈吊起来代替，很有点远古结绳记事的味道。要说刘青山是红小鬼，也对。因为高蠡暴动时，队伍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支队，也就是中共党史中所说的北方红军。
“刘青山在高蠡暴动中表现得非常勇敢，这是事实。当时宋洛暑——就是长篇小说《红旗谱》里朱老忠的原型——说过一句话：‘只要为穷人翻身，阎王爷面前也不悔账!’
刘青山抄起家伙拼命时，也是这个心劲。1983年，保定地委召开纪念高、博、蠡起义四十九周年大会，其中一个议程是迁墓。当年起义在高阳县北莘庄失败后，战场上留下了17具尸体。烈士们有的被割下头颅，有的被砍去四肢，惨不忍睹。敌人为了镇压革命，还要暴尸三日，杀一儆百。革命群众不怕敌人威胁，晚上把尸体偷偷背出来，埋成一个肉丘坟。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墓掘开了，17具尸骨互相枕藉着，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又在我眼前闪动起来。我哭了。
“刘青山能够死里逃生，是非常侥幸的。敌人大规模的屠杀是在蠡县县城。起义失败后第三天，敌人把被俘的十九名红军战士押到南关操场上，把四乡的群众轰来，开始了血腥屠杀。几把铡刀一字摆开，将红军战士的头一个一个地铡下，刽子手的身上脸上都溅满了鲜血。当铡到最后一个时，敌团副看到是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刚十几岁，不像‘土匪’，以为是抓错了，便糊里糊涂地骂声‘滚蛋’。这个死里逃生的人是谁?直到1941年我在冀中区党委组织部审查干部时才搞清楚，他就是刘青山。他起义时参加了第一大队，突围时被俘，和十八位战友一起被绑赴杀场。我问他当时的情况，他说：“那次杀了很多人，留下我了。”
“刘青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表现，的确是很突出的。他有热情，有魄力，拿得起，放得下，这在整个冀中区是有名的。抗战时期，大城县工作基础比较差，前任县委书记因为和一个有夫之妇乱搞，事发后逃往天津投敌。刘青山接任县委书记后，时间不长，局面就打开了。
“有人说刘青山挺讲义气，人也生得浓眉黑面，很有点江湖好汉的样子；我看那是一种狭隘、落后的农民意识。刘青山身上的这种成份是很浓的。革命胜利后，残酷的生活环境没有了，铁与血的考验没有了，刘青山认为奴隶变成了主人，革命目标已经到头了，因此他拜倒在资产阶级物质享受面前，腐化堕落，伙同张子善贪污盗窃，对人民犯下了大罪，终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政府枪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教训值得我们很好地深思。”
......
震惊之后，必有所思。
曾经“无愧于英雄称号”的刘青山、张子善，终于一步步陷入罪孽深重的没顶泥潭。
一条黑暗的歧路，两行歪斜的脚印。
党在深思，人民在深思，共和国在深思。历史呼唤着现实，彼时此时。
一百七十一亿六千二百七十二万元
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判决主文中指出：该二犯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严重侵蚀下，为达到个人挥霍，及假借经营机关生产为名，利用职权，狼狈为奸，于1950年春至被捕前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6272亿元。
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额。按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这些钱可买粮食近2000万斤，可买棉布800万尺，足够50多万人吃一个月并做一身衣服。
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被揭出来后，人们在震惊、愤恨之余，还有些纳闷：从组建天津地委、专署到刘、张案发，不过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二犯到底采取什么非法手段，搜刮聚敛起如此之多的钱财呢?
刘青山、张子善是从大搞“机关生产”而走向犯罪、跌入深渊的。
机关生产，即党政机关搞生产活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当时刚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机关的财政经费问题以及人员的穿衣吃饭问题，避免给本来就很困难的国家财政增加负担，以迅速恢复满目疮痍的经济状况，带领人民重建家园，中共中央和各级党政组织曾做出过一系列关于开展机关生产的规定。但是必须指出，当时中央根据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形势，提出开展机关生产的思想，完全是以救灾和自救为目的的。通过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机关生产活动，以弥补国家财政之不足，适当地改善机关干部生活。所有这些，无论从政策角度还是工作措施上，都是暂时的，都是一种特殊时期过渡性的措施。
依据上述精神，天津地委号召开展机关生产，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在于他们搞机关生产的动机、手段和目的。
1949年8月，天津地委和天津专署在天津市西面30里的杨柳青镇成立。此镇地处水陆通衢，历史悠久，有万户人家，以特产木版年画而名播域中。镇中央有一处宽敞高大但已破落不整的宅院，据说原是一个石姓富豪的房产，叫石家大院，成为地委、专署的办公地点。
天津专区位于京津两大城市之间，下辖静海、大城、任丘、文安、永清、安次、武清、宝坻、宁河、霸县、青县十一县及杨柳青、汉沽、胜芳三镇，人口 400多万。全区地处九河下梢，地势低洼盐碱，历史上涝灾连年不断。1950年夏，全区14个县镇暴雨铺天，大水漫地，使刚刚获得翻身解放的广大农民，生活又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而身为地委书记的刘青山，身为地委副书记、专员的张子善，不但不积极带领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度过灾害，反而不顾灾民死活，全身心都扑到机关生产上。
刘青山自走马上任那天起，逢人就宣扬他眼中的“机关生产”怎么好怎么妙。在任两年，两条“政绩”尽人皆知：一是借口身体不好，在津长期“养病”，基本没干工作；
二是以养病为名，在津大搞“机关生产”，几乎什么都干。
一次刘洋洋自得地对几个县委领导说：“县委书记要搞机关生产，只有机关生产搞好了，工作才能做好，这是我多年的老经验了。”
又一次，刘神秘兮兮地对一位县委书记讲：“现在是和平环境了，不要再那么小气了，先把机关生产搞好，开支什么也方便。”地委书记亲授真经，县委书记顿开茅塞；
其后，该县的机关生产搞得如火如荼，救灾度荒工作却冷冷清清。
搞好机关生产，开支花钱方便——刘书记真是坦率得可以!
“搞好”机关生产，便有了钱，有了方便；反过来，有了钱，有了资本，才能“搞好”机关生产。
然而，刘、张又是如何来搞所谓“机关生产”的呢？他们嘴上的机关又是怎么个搞法?罪一：苛剥政府以工代赈救灾粮款。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天津专区河防维修工程很大，每年河工经费在华北地区最多。
刘、张二人弄钱搞机关生产，首先盯上了这块肥肉。
1950年秋及1951年春，河北省政府决定以工代赈修治天津专区境内的潮白、海河、永定、大清、龙凤等五道河流。以工代赈是指民工出工治河，国家给以适当的粮款补贴报酬，用以代替一般的赈灾救济。这是因为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一时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兴修水利和发放救济。以工代赈，群众出工治河，国家又达到了救灾目的，不失为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而刘、张竟把此当作捞钱的好机会。
1950年春，天津专区合作社在供应民工的营业中，苛赚民工粮食二百二十万斤。张子善伪装正义，对此进行指责，也于此学了一手，引起觊觎苛剥民工之动机。同年秋，刘、张明知苛赚民工粮系违法行为，但利令智昏，贼心难系。刘青山倡议组织“供应站”
作为直接剥削民工之工具，张子善则将本属合作社经营业务的数万民工的供应工作，夺到“机关生产供应处”，从中苛剥六亿元。
尝到了甜头，待1951年春省里为河工拨粮1800余万斤时，刘、张愈发胆大劲足。刘亲自到供应处布置“赚三十个亿”的任务；张则于四月份在供应处亲自主持抬高民工食品粮油菜价格。高粱米每斤赚百元，得3.248亿余元；油每斤赚千元，得890余万元；咸菜每斤赚百元，得6800余万元；另报秫米加工费 18%，用具折旧八亿元；并就地拨粮虚报运费，偷漏税收等，合计苛赚民工及盗用国家资财达16亿元。最为引起公愤的是用坏粮顶好粮，600元一斤买来10万斤坏米，转手以850元一斤的高价卖给民工；自做的大批咸菜因用盐太少而发霉长毛仍以高价卖给民工吃；又从胜芳拨霉坏的玉米20万斤……，以致造成静海、宝坻等县民工病亡数10人。
综上，仅苛剥政府以工代赈的民工粮一项，掠取粮 220万斤，折款22亿元。是为大宗，更为大恶!
罪二：盗用机场占地赔款及国库粮。
1950年10月中央指示修建武清县杨村飞机场，由天津市一副市长、张子善及武清县县长组成修建筹委会，中央拨款29亿元。刘青山见钱眼开，胆大妄为，擅将国防建设20亿巨款盗取投入机关生产，用于开办电线厂；而对飞机场占地赔款则采取东拼西凑、零星拨付方式对付。同年11月，张子善借口“民工没吃的”找粮库主任，擅自提调国库粮50万斤，又将前合作社退回河工粮款3.7000亿元占用，才付清了杨村机场占地赔款。待后来结账时，实际开支款21.6000亿元，另加赔偿打井、学校占地等款 5000多万元，尚结余1.4100亿元。张子善大笔一挥，批给武清县机关生产搞了个麻袋厂。再者专区尚余5.4亿多元，其中五亿投入机关生产，4300多万元竟无下落!
罪三：违法动支水利专款。
1951年 7月机关生产电线厂给张子善打电话，曰：“买铜没钱”。张到银行贷款未得批准，乃向专署建设科亲笔批信：“可无息借款，限八月十日前归还。”令人持信取水利款十亿元。结果在建设科数次交涉催促下，到十月才分四次还清。
1951年 9月18日机关生产合帐，防空司令部要抽回入股金二十亿元，张子善找专署财政科商量再借水利款二十亿元。建设科的意见是“借给财政科可以，不借给生产管理处。”张便来个曲线借款，财政科先从建设科借来，生产管理处再给专署立个“信托契约”，擅将二十亿元巨额水利专款盗用于机关生产。而省里已明文规定了“专款专用，工完帐清”的制度。
罪四：非法动用干部家属救济粮。
1951年6月，省政府人事厅拨给天津专区干部家属救济粮17.5万斤，折款1.7500亿元。张子善对干部家属生活毫不关心，而且见财起意，一面说：“我保证随用随支”，一面将其中1.4000亿元投入机关生产，还在批信中加上“地委已批准”，堂而皇之。
罪五：违法拼凑地方财政，非法动用地粮公产。
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法令，凡属解放初期没收地主，资本家浮财，或接受战争年代留存下来的地粮公产，应一律上交国家财政或地方财政。然刘青山、张子善为了一己之私欲，竟置此于不顾肆无忌惮地调拨侵吞公有资产。
1950年初刘青山提议收买机米厂，2月间张子善亲到天津县调地粮十万斤买下该厂。
从此张借“地粮由专区统一管理”之名，令财政科拼凑地方财政，用于扩大机关生产。
同年10月5日，张经人手借专署财政科27000万元，11月2日，派人借财政科玉米20万斤，折款1.0400亿元；11月 6日，亲笔批信再借近四亿元；11月12日经人手借专区粮库玉米九万斤。一个多月内竟出动四次，真是干劲十足，乐此不疲。1951年 4月，张子善为了弄钱，连蒙带骗，批信给财政科“交××科长带九亿款去津建房”，实际上是用来买汽车，直接将“方便”弄到手。
刘、张投入机关生产的地粮公款，达25.862亿元。
罪六：骗贷银行巨款，盗用灾民造船款。
刘青山、张子善为了他们的“事业”，处心积虑，千方百计无缝不钻，无孔不入，骗贷天津市银行贷款五十亿元。盗用宝坻县黄庄洼水库区103个村庄灾民造船款四亿元，那是灾民的救命钱!刘、张心毒手狠，一人欢乐万家愁，许多灾民只好背井离乡去逃荒。
几十亿几十亿的钱哗哗地投入了机关生产，电线厂、机米厂、防水剂社、建筑公司等等十几个摊子先后开办，轰轰烈烈地大干起来。对此，好大喜功的刘青山、张子善犹嫌不足，他要干出名堂，干出花样，干出“方便”来才算如愿。他们一方面将机关生产的方向盘牢牢操纵在手，一方面不断地给具体工作人员打气加油：“不要老守着那么点死钱，要把死钱变活钱!”
天津专区机关生产犹如一架开足了马力的战车，一开始就奔上了邪路，向着罪恶的深渊疯狂地跑起来。
罪七：投机倒把，胆大妄为。
在刘、张二人直接掌握操纵的机关生产活动中，上至中央明令禁止的军需物资，下至市场紧缺产品，只要有利可图，有钱可赚，他们什么都敢买，也什么都敢卖。马口铁当时是国家紧缺物资，对此国家三令五申不得进行买卖，违者严惩。可财迷心窍的刘青山根本不以为然，一听说经营马口铁能赚大钱，便贪心大动，胃口大开，立即拍板。仅1951年春“倒卖倒买马口铁”一项，刘青山一伙就给国家造成了几十亿元的损失。
罪八：扰乱市场，牟取暴利。
1951年4月，天津市木材市场价格上涨，刘、张一伙见有机可趁，全然不顾国家有关木材管理的规定，指派生产管理处一亲信立赴东北，打着为灾民造船的旗号，冒充军人，穿着军装，佩带解放军符号，持天津军区司令部执照和天津地委九号证章，一次就骗购木材四千立方米，运回天津市进行商业投机活动。他们倒是真的为灾民造船着想了，按东北成材价格，每立方米72万元；待运回卖给宝坻县灾民造船，每立方米竟卖到200多万元，获利140%!
罪九：公行贿赂，高薪利诱瓦解国营工业技术人员。
1951年3月，天津专区机关生产管理处成立建筑公司，但缺乏技术人员。刘青山对国家机关国营工业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规定、法令明知故犯，指示下属想办法去国营工业企业搜罗，说什么“不要怕花钱，工资一定要优于一般。”生产处奉旨而动，先后出高价拉拢几个国营工业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跳槽”，其中鞍山国营建筑公司14人，沈阳市建设局11人，天津国营建筑公司、房管局、地政处 6人。即破坏了上述部门的生产，也严重影响了其他技术人员的情绪，许多人不安心工作，纷纷要求领导增薪增资，有的甚至提出不干。刘青山这一手，实在阴损。
罪十：勾结奸商，破坏国家经济建设。
凡见过刘青山、张子善档案资料的人，都会不无惊奇地发现，刘、张二人及其生产管理处的经营活动，几乎无一事不与违法乱纪有联系，无一项业务不与违法乱纪有关系。
旧社会天津卫横行霸道的地痞流氓成了他们的得力助手，“五毒”俱全的不法资本家，
大奸商被待为座上宾；与这些人交往厮混，刘、张一伙怎能不让“糖弹”打个体无完肤，怎能不染个身心俱黑，怎能不违法乱纪、栽进深渊!
在刘、张大贪污案中，有个很引人注目的人物，此人叫张文仪，女性。有人在天津市马场道18号刘青山住处见过她，30大几岁，能说会道，会抽烟，戴耳环，打扮虽谈不上花枝招展，但也比较妖娆，风韵犹存。其夫阎堤，是当时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市生产管理处供销科长。
对张文仪、阎堤的身世、经历及与刘青山的认识过程，1952年2月16日《东北日报》曾作过详细的披露。
阎堤原是个把头，张文仪是个倒腾破烂儿的小商人。1946年，阎混入蛟河县一个合作社，后来竟混上了县政府的财粮科长。此时他一方面用公款作私人买卖，半公半私，亦公亦私，赚钱的生意都是私人的，赔钱的买卖就是公家的；另一方面则采用种种手段拉拢干部特别是县长，取得了领导上的信任。1949年蛟河县长调吉林省政府任财政厅副厅长，便将阎也调省、派赴天津，任生产管理处供销科长，阎有此便利条件，便开始大量盗窃国家财产。
1951年初，张文仪通过天津市一个地痞“胡八爷”的关系，认识了天津地委生产处的一位领导。张看准这棵大树，挖空心思想靠上，她曾贪污了吉林省财政厅的九头奶牛，便以“牛奶炮弹”进攻，按时定量将牛奶送到天津地委生产处，而且直接送到刘青山面前。时间一长，通过介绍，刘会见了张文仪。张文仪相机为阎堤大肆吹嘘。于是阎得以“贵客”资格被刘青山请去，借机进行“游说”，发表其“以商养工”的论调，颇得刘赞许。阎见事已成三分，又紧追一步，为刘策划：从长远打算，希望刘先拿一笔钱，交张文仪作生意，待盈利后再开办一个化学工厂。刘发财心切，自然对阎的这番话极感兴趣，当时就把张文仪聘为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的“化学工厂”的副经理，并待以上宾之礼，来往都派小汽车接送，还在农场专为她盖了一套新房。也就在这时，刘青山将49亿元巨款，一手交给了张文仪经商。
张文仪拿到钱后，奸商本性不改，先为自己倒了一批复写纸。低价买进，高价卖给天津地委生产处，私吞干赚9600万元。为长远计，还得让刘青山尝尝甜头。于是阎堤来个“双簧”，以其吉林省财政厅驻津推销处名义，用更高价通过张文仪把这批复写纸从天津地委生产处购进，让刘赚了 1.3亿元，张文仪立了“功”，更为刘信任。这样倒进倒出，受损失的当然是公家，等于吉林省财政厅多出了两亿元。
一边放明火，一边打埋伏的张文仪，抓住刘青山、张子善急于赚大钱的心理，又导演了一场更大的骗国家巨额财产事件，即“倒买倒卖马口铁”。
1951年 4月，张文仪先后向天津地委生产处送来信息：“东北有一批马口铁，能赚对成利，需款八九亿”。“汉口中南器材公司有价值四五十亿元的马口铁”。刘青山、张子善得报，如获至宝，将国家有关政策法令甩到脑后，当即决定做此生意，并委托张文仪派其同伙、一个姓郑的奸商持天津地委通行证到汉口去买。第一次去，因为军需物资不准卖给私商，郑只好归津。刘仍不死心，竟亲自批准郑持地委公函二下汉口。货谈好后，不料中央“军需物资不准出售”的指示下达。消息报津，张子善又亲自出马，令郑在汉口就地改购黑铁皮150吨，价值32亿元。所需资金乃非法挪用防空司令部十亿元，挪用盖房贷款30亿元，零星拼凑8.4亿元。
刘、张为贪图暴利，不仅严重违犯了国家禁令，且给奸商张文仪等大量盗窃国家财产以可乘之机。张文仪将地委给她买马口铁的49亿元，私自投入银行生息和大搞其他投机倒把活动将近半年。郑姓奸商在汉口将13亿公款存入私营银行生息，前后支取十多亿。
而且报销花费以少报多，据其自供仅买马口铁一事即贪污2400多万元。郑是个花花公子，好不容易有了公款开支的机会，于是花天酒地，大肆挥霍，在汉口经常出入于舞厅、戏院、酒楼、宾馆，并搞女人四五个。一次，仅给一个女人买床就花了 200多万元公款。
由于张文仪和郑姓奸商的诈骗和挥霍浪费，加上改购黑铁皮损失三亿元，在汉口积压资金利率损失这14亿元等，几项合计，此次经营马口铁，给国家财产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1亿多元。
刘青山、张子善的“机关生产”同他们贪污盗窃的171.6272亿元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历数上述罪状，真真十恶不赦!
“刘青山思想”与“英明领袖张专员”
本章标题中两个“典故”之出处：
“刘青山思想”——据《人民日报》1952年1月4日第三版《党的生活》专栏报导，河北省天津专区机关全体党员连续讨论五天，揭发贪污分子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刘青山为压制党内民主，建立自己的封建统治秩序，曾这样无耻地说：‘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因此，在天津专区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刘青山思想’。”
“英明领袖张专员”——据1951年12月 4日河北省通过并经中央华北局批准的《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中揭露：“他们在政治上极力造成一个‘唯我独尊’和‘挥霍有道’的空气，刘青山说‘老子们拼命打下了天下，享受些又怎样?’张子善则说天津地委内只能有‘一个头’、‘一个领袖’。 有一个无耻之徒竟在‘七一’纪念大会上高呼 ‘向我们英明的领袖张专员致敬!’‘在英明领袖张专员领导下前进。’而张则对人说：‘应该向该同志学习。’”
刘青山有几句口头禅，随时随地张口即出：
“老子们打天下，小子们来享受。”
“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
“革命胜利啦，老子该享受享受啦!”
“老子拼命打天下，享受些又怎样?”
诸如此类，皆是这位将“马列主义具体化”的“思想家”的“名言”，句句不离“老子”、“享受”。
刘青山以“养病”为由，向组织伸手要公款，动辄数千万元，而且堂而皇之地署名“共产党员刘青山。”钱到手稍慢了点，即大哭大闹，声震屋瓦，叫嚷什么“批准我养病不照顾”，拍桌子摔板凳，搞得鸡犬不宁。
刘青山到省里开会，听到天津地委有人反映他生活腐化、闹享受，大动肝火，于是称病返回，开始对他揣测的可能反映他的人骂大街，挨个找到，狗血喷头。有的被当众骂哭，有的挨骂后坚决要离开天津，有的当即要求调动。刘青山甚至连张子善也卷进去骂，并致书一封且同时呈信省委、地委，满纸歪理却气势非凡，抱怨照顾他不好，状告地委不执行省委意见，指责张自私、有宗派；而当面指着张的鼻子斥之为“糊涂蛋”。
正是这种“老子天下第一”、“享受挥霍合理”思想的支配，使刘青山最后终于腐化堕落不可救药的地步。“自作孽，不可活”，送他上断头台的是他自己。
据一些见证人介绍，刘青山这个人，老粗出身，性子粗，态度蛮横霸道，又好大喜功，办事爱耍粗胳膊。而张子善呢，学生出身，心细，工于心计，很虚伪，权力欲很强。
二人一明一暗，一硬一软，一狼一狈，所以在危害别人谋取共同利益这方面很容易搞到一起。
与整日不干工作、到处吃喝拿要享乐的刘青山相比，“英明领袖张专员”颇为“坚守岗位”，坐镇杨柳青镇“石家大院”，主持全面工作，体现其“英明”。
刘、张案发后，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在《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一文中指出：“张子善的居功自傲，欺上压下，有其历史性。我们只偏于他过去艰苦奋斗一方面，放松了他居功自傲的一方面；偏于看他‘有办法’、‘能完成任务’的一方面，而忽视了他压抑民主、家长式统治、欺上压下的恶劣品质作风的一方面；只看到完成任务，而未深察是怎样完成的……张子善恰是一个善于迎合又善于蒙混，专门伪造证件与假报告的人，譬如上面问干部强迫命令情况，他提笔就写出该专区犯命令主义错误者有若干人；明明国家粮款已被他挪用了，但他的报销册子中还仍旧存有这笔数字，对此我们居然相信了。”再看一段现身说法。
1952年1月6日《河北日报》刊登署名“齐心”的文章，《检查我受了刘青山张子善的思想影响》，文中说：“在张子善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的思想指导下，我在写报告写报道中跟着犯了一些错误。记得1950年春天，我写过一个天津专区灾情严重发展的稿子，夏天又写过一个由于忽视生产领导发生苗荒的稿子，这两篇检讨批判性的稿子在河北日报上发表以后，都受到张子善的责备与打击。他说我给他找了‘麻烦’，他让我立即写出成绩经验的报道，挽回以前报道的影响。张子善是不肯接受错误、不肯向上级暴露自己工作上有缺点的。过去中共天津地委给省委写的一些报告，很多是我经手起草的。
回想起来，过去的报告多是偏重了成绩和经验一方面，是与张子善的思想分不开的，因为写了缺点他也要勾掉。他常说：‘写报告、报道主要是写成绩经验；缺点可以带上两句，不然也不成样子。’”
对张子善的工作作风，天津专区一位干部曾在揭发批判中概括为六句话：功劳归自己，错误给别人；报喜不报忧，全凭一支笔；强迫加命令，个人闹英雄。虽不尽全面，却很准确深刻。张子善经常拿出领导者的派头，教训地委专署干部：“你们为什么对工作中的缺点那么感兴趣?你们为什么向后看，而不提着灯笼向前走?”
笔者粗略查阅了一下，在刘、张案发前的半年间，仅《河北建设》就刊载了天津地委、专署的指示、报告、经验等达五六篇，予以肯定、表彰及推广，如天津地委河工工作“是正确的”，“摘要介绍各地供参考，”“创造了一套完整的民工政治工作”，“今年民工卫生工作组织的也好，病员较去年减少”等等；真实情况却是刘、张拼命克扣民工，“赚三十个亿”，用坏粮顶好粮，造成民工数十人病亡。再如天津地委整党的经验转发各地研究和参考，可身为地委书记的刘青山，竟有一年多不参加组织生活！张子
善伪造假报告之水平，迎合行骗之鬼把戏，真令人叹为观止。
张子善的心计手段的确“高明”。他弄虚作假，连蒙带骗，竟能长期混得下去，还混得不错，稳稳当当，滋滋润润!何故?一个重要原因，他懂点心理学。他摸准了一些上级领导的脉搏，钻了官僚主义的空子。他拿准领导没有时间或有时间也不会深入到专区来查对；他认定报喜不报忧总归是大于非，得多于失。编上八条成绩，再编上两条缺点，上面想认假都不容易，都得当真货看，还得夸赞天津地区的张专员“有办法”，“能完成任务”。
“三反”运动的内容是互为因果的，是有其现实意义的。杨秀峰指出“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作风，是贪污、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官僚主义是培植贪污浪费的温床”。这是个真理。
瞒上者必欺下，瞒上欺下者必搞专制独裁。刘青山、张子善将天津地区搞成“独立王国”，对党内民主一贯采取极端反对的态度，把党委制变为家长制，重大问题不拿到党委会讨论，擅自作主，独断专行，违法乱纪，随心所欲。他们长期不过党的组织生活，形成了党内的特殊人物，根本不要、也不容群众监督，使下面老老实实做工作的同志经常提心吊胆。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自然会遭到一些忠诚的共产党员和正直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反对，于是这些人就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拔除而后快。
有人就剥削治河民工之事向张子善提出意见，张立即大行训斥：“你们站在什么立场说话？”当治河民工吃了本不该吃的坏高粱米得了肠胃病，张子善未表示些许关注，还威胁看守河堤的区干部：“三尺浪不许决口，否则，人头落地！”区干部吓得战战兢兢，日夜蹲守在河堤上，祈求老天爷千万别刮风。有人写信向河北省委控诉张子善，不但控诉书被他们扣压不能上达，就连省委组织部查询这一控诉的信件，也被他们蛮横扣压。
天津专区财委会一位办事员发现刘青山、张子善在出差报销中有问题，坚持原则，向张子善反映意见。张根本不听，还要压服。那位办事员不服，争吵起来，张气急败坏，咆哮：“你小小的办事员有什么了不起!”放言：“咱们走着瞧!”办事员不畏威胁，向省委和中央写信，控告刘、张挥霍浪费和压制党内民主。张子善没料到对方有如此胆量，感到事态照此发展下去有些不妙，真要捅上去，会惹了麻烦。于是便使出伪善伎俩，“屈尊”找对方谈话四次，恩威并施，多行利诱，进门便热情招呼落座，落座后便吩咐警卫员切西瓜招待，先关怀身体，次体贴生活，再询问工作，最后徐徐导入正题，无非是要对方“正面理解”领导意图，“充分体谅”领导的工作需要，打消向上写信反映的念头。谈话之外，张还托人给对方做工作，请其考虑是否换个更满意的工作，只要提出来，调哪去都行。那位办事员早已看透张子善的用心，不被诱惑，坚持要向上级反映控诉。
张见对方软硬不吃，恨得咬牙，干脆使出“杀手锏”，硬将对方给省委和中央的信件扣压了两个多月，直到刘、张案发，这些信件才得以“解冻”。
刘、张在天津地委专署，上至一起工作的地委领导，下至一般机关干部，稍不合心意，即想方设法进行排斥打击乃至陷害。最为阴狠毒辣者，莫过于二人对地委组织部副部长芦铁的险恶用心。芦铁不同意刘青山动用省里拨下的干部补助粮，这使刘极为不满，张子善不主持公道，扬正抑邪，反而助纣为虐，趁机附刘耳献密策：“你将芦铁调到安次县，让他当县委书记。眼看防汛任务来到，他完不成任务，定会犯错误，到那时咱们就撤他的职!”
历史的焊架已将刘青山、张子善固联铁定在一起，二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是许多人感兴趣的话题。
“1951年夏季，刘、张为调动工作问题，他们卑鄙无耻地上下左右拉拢，互相排挤，谁也舍不得这块‘肥肉’，都希望自己留下，对方调走，因而内部发生矛盾，致使他们机关生产的秘密也逐渐暴露出来。”这是刘、张案件调查报告及一位省委领导在一篇文章中都提到的一个事实。案发竟源于内讧，仅此一点，人们尽可以神领二人之间的关系了。
刘青山、张子善的关系，绝对谈不上忠诚与友谊，而是勾结与防范、互相利用又各怀鬼胎。由于二人长期共同作案，狼狈为奸时为多，一旦利益发生冲突，极端自私的本质皆暴露无遗，皆不认自家弟兄了。平时二人倒也相安无事，刘青山蛮横成性，张子善对其颇有些“敬而远之”，就是挨了骂，尽管“内心极不满”，却“当面无一言”。是有意拉开保持点距离，以在需要联手共谋时显得更同心协力？还是如常言说“神鬼怕恶人”，不愿为皮毛小事伤了和气误了大局？两方面因素或许都有。因此，但凡刘青山张嘴伸手，张子善无不设法满足其挥霍享受之需，前后奉款3800万元。当然，张没有从自己的腰包掏一分钱。张对刘一向“满应满许”，却又大耍两面派手法，暗中散布“刘消耗过多”、“太铺张浪费”等不满言论，好像他出于无奈，出于迫不得已，好像他自己是干净人——实际上被他享乐、挥霍、贿赂而贪污窃取的国家资财达1.94亿余元，比刘青山的1.83亿余元还多！
心灵的肮脏，必然导致行为的卑污，人格的低下。1951年夏，省委决定调刘青山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此事之前前后后，将刘张勾心斗角的心态暴露得一览无余。刘青山
临走时，以张子善为首的天津地委决定赠送他1000万元，加上买收音机 500万元，均从机关生产管理处支取，其他零星开支不计。这样，刘调走带款2800万元，汽车一辆。但临行前刘又犹豫起来，自知贪污浪费罪行严重，作贼心虚，也明白他的老搭档张子善的为人，因之寝食不安，挖空心思施展鬼蜮伎俩。刘在 6月28日的日记写道：“离津前把所有之帐弄个一清二白，不留后事……决不留空叫他们钻。”
“他们”者谁？大概不会是上级派去的检查人员，否则“留空”及“钻”之类字眼难以解释。能钻空者，非张子善莫属，刘青山看透了这步棋，为此临走时特意留下3000万元，密嘱他人看风使舵，预防后事；即或棋局无变，他还可收取此款，作为日后享受的“保险金”。
刘青山调到石家庄市后，所带汽车因省里有指示不许可，不得不派司机送回天津地委。刘借机又让人带回款1000万元，并给托付之人一封密信，言：“张这种行为，早为我所预(料)，因此我当时不把款代(带)着，作为预防他这种行为。省委若派人去你处检查时，可把那3000万向他们公开说明……为表示我不要此车，希你设法替我说句话：‘刘同志不要，张三番五次给他，叫他弄走，刘数次拒绝’……千万保守秘密，不使别人知道，因是密话私话，请你费神从深泥中将我拉出来吧。”
从信中内容看，刘、张的恶行劣迹已有所暴露，省里已派去或将要派去检查人员，他们已感到大事不好，犹如惊弓之鸟，分析“张这种行为，早为我所(料)”这句话，张子善似乎做了对刘青山十分不利、“出卖”“叛变”之类的事；而刘亦深谙张不可靠，到一旦有变时会翻脸抛弃他，故预先就留了一手。“替我说句话”肯定是临时现编的谎言，目的是开脱自己，有灰都往张子善脸上抹，颇有“你不仁我也不义”之意。昔日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刘青山，此时如此向下属摇尾乞怜，真不怕丢面子、掉身价！仅此一举，足见刘、张二人在政治上已完全变质，且掩盖真相，逃避罪责，两贼相猜，灼然可见!
有一则外国笑话，题目叫“假朋友”：
两个朋友结伴徒步旅行，在穿过森林时，和一头巨熊不期而遇。其中一个人急忙把靴子脱掉，从旅行包里拽出一双带钉子的跑鞋换上。
“你这是干什么?”同伴惊奇地叫了起来，“你穿上钉鞋也跑不过这头熊啊!”
“谁要和熊赛跑!”那人答道，“现在我希望能跑得过你!”
刘青山、张子善就是这样一对假朋友。
然而，他们二人都没能跑掉。
心全蚀
自然界有日全蚀、月全蚀，为难得的天文景观。蚀，通食，一解本指虫蛀物，引申为侵蚀、亏损；一解则地月相绕，时互遮蔽暗影，为日月之食。
人心亦有蚀。只要阶级社会中还有蛀虫和暗影存在。心蚀者，即内心之被蛀虫锓蚀，暗影遮蔽也!心全蚀者甚为罕见，然刘青山，张子善是也。
一个明媚的春日，笔者来到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8号廓坊市供销社驻津办事处采访。
据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此处原是张学良手下一名副官购置的房产，后卖给了一个恶霸当住宅，谓之“府第”。解放后，刘青山到天津地委工作不几天，就借口养病长期待在天津，直到最后事发被捕，一直住在这所宅院里，人称“刘公馆”。
马场道在天津颇负盛名。在旧中国，这里属英租界范围，一座座迥异独特的小洋楼鳞次栉比地掩映在浓绿的槐荫中，“巴罗克”、“哥特”、“罗马风”等式样的西洋建筑艺术风格，使此地极具异域情调。在解放前这里是天津市上流社会的高级住宅区，而18号又属其中出类拔萃者。
这是一处花园式的小洋楼。院内四处芳草青青，一条笔直的甬道从大门口通向前厅，显得幽静安闲。小楼共两层，样式奇特，充满贵族气。左侧两个廓柱拱抱着一个宽大的椭圆型客厅，身居其间可环览园内景致；左边二楼阳台探出，仿佛为检阅而设，可沐春光之明媚，可浴冬阳之温暖。楼内回廓曲折，装饰典雅华贵，木制地板楼梯，红漆打蜡，鲜亮照人，踩上去“咚咚”响，得趣生威。
多么豪华舒适的一个所在!
当年，刘青山一家居住二偻，一楼则是工作人员所住。
杨柳青镇的老镇民介绍说，虽然当年地委专署所在的石家大院是砖墙瓦屋，在当地已属上乘，但与马场道十八号比起来，则相差十万八千里了。作为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在大家都困难的时候，不住机关，不与大家同甘共苦，却搬到大城市去住洋楼，他怎么能这样心安！
文安、宝坻、霸县当时是天津地区水灾最严重的县，一些当年的灾民气愤地说：刘青山到天津两年多没见过我们老百姓的面，枪毙了他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个地委书记。他扔下老百姓死活不管，跑到天津卫住洋楼享清福，我们咋想咋不明白，共产党的干部哪能这样干！
在保定，在石家庄，许多人是刘青山的老部下、老战友、老同事、老领导，每谈及此事，无不感慨万分。一位在解放前曾与刘青山共同战斗多年的老领导为此叹息不止：
“战争年代，环境那样残酷艰难熬过来了。偏谁知，解放了，生活好转了，可刘青山变坏了，竟要这样干，这样干!”多么真挚深沉的话语!饱含愤恨，也有惋惜与沉痛。
刘青山的一位老战友曾对笔者讲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出差路过天津，顺便去看望刘青山。一到马场道十八号，就觉得不自在；等见到刘青山，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刘着一身毛料西装，足蹬明晃晃的黑皮鞋，俨然一副绅士派头。而他呢，一身机关发的灰布军装，粗底布鞋，加上赶火车跑得急，满脸灰尘汗水。再看看刘的住处，钢丝床、大衣镜、沙发，地板亮得能照见人影。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虽然刘青山盛宴款待，但他说感到心里别扭，对刘青山觉得陌生了。陌生到认为这是另外一个人、一个他与当年的刘青山豁出命来也要推翻也要打倒的那个阶级的“分子”。
一个可怕的感觉。
刘青山长住天津，理由是“身体有病”。有什么病，组织上不知道，机关的许多同志不明白，连刘青山本人也说不清楚。人们从未听说过他在天津住过什么医院，吃过什么药。但有一点，几乎全地委无人不晓，他们的书记有个大毛病：吸毒，且成瘾。
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竟然吸鸦片、抽“白面”、打吗啡，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那还是刘青山刚到天津地委不久，一次地委开全委会，开着开着他的吗啡瘾上来了，坐不成形，话不成句，抓耳挠腮，浑身难受，实在顶不住劲儿了，便不管不顾地起身离去，弄得大家目瞪口呆。书记不见了，会议只好停下来等。过了好一会儿，刘青山打完吗啡针，过足了瘾，这才精神抖擞地回到会场，宣布继续开会。
据当年在天津地委工作过的一些人反映，刘青山在天津“养病”期间，曾几次托人搞过烟土、“白面”一类毒品，以供己用。最后到了被捕入狱快上断头台时，依然恶习难改。
有人曾介绍这样一个情况，说刘青山被枪毙那天，临刑前，执法人员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给他再打两针吗啡。此说未经证实，不敢论定，但笔者手头有一份资料，足以管窥其豹。
这是刘青山被捕后关押期间的一段审理记录：“刘犯来时有病，每天都要求打吗啡针。刘表现直爽。因隔了两天没审讯，也未打吗啡针，刘即表现很沉闷，夜晚做梦惊醒，有时梦中说‘坏了’。因为思想斗争剧烈，目前病况较重，顾虑较大。第五次审讯拒绝再谈个人贪污问题。自27日打针后较前有好转，病也轻了，看来该人有了吗啡瘾。”
如此瘾君，呜呼哀哉!
刘青山在天津市马场道18号养尊处优，一般不外出，但逢“起驾”，常去两处。一是机关生产管理处，二是南市。光顾前者，为的是直接控制操纵，进行投机倒把，谋取不义之财；着迷后者，其目的更是难以启齿、不可告人了。
南市在津之名气，不在马场道以下，却有截然不同的外观形式。在旧社会，这里是“三不管”的“杂八地”，商贾摊贩云集，酒楼歌馆林立，文戏武耍，小吃特产，每日游人如蚁，喧声动地，极其热闹风流。这里颇多恶霸、地痞、流氓、无赖，更不乏赌场、妓院、烟馆、盗窝，可谓集形形色色污秽之大成，无时无刻不散发着血腥和恶臭。
天津解放之后，南市的面貌得到极大改观，邪恶势力被狠狠整治，但旧社会的污毒并没有、也不可能一下子扫清。刘青山到天津不久，就像苍蝇逐臭一样盯上了这里。
一天，刘青山对手下人说，想到南市看看妓院究竟是个啥样子，并再一嘱咐，不是检查人家，不过顺便看看而已。
既然不愿声张，那就是暗访了。于是，手下人便找来市公安局治安股的一个熟人，一个南市铺面上的旧社会人员，亲自坐车陪同刘青山前往。共产党的地委书记访妓院，当然要乔装打扮一番，又吩咐手下人买来一顶黑呢礼帽，一件高级丝绸长衫，上戴宽边墨镜，下蹬玄色条绒便鞋，穿戴齐整一试镜，活脱脱一个经多识广、登楼入馆的旧货商人。
像这样的暗访游玩，刘青山就干过多次。妓院被取缔后，还演变残留过什么“女招待”，他也随之变为去“舞会”了。依旧是“暗访”，依旧要装扮。
虽然他怡然自得，毫不知耻，但他见不得阳光见不得人!
刘青山是个“汽车迷。”
50年代初期，轿车极为罕见，连战争时期缴获的破旧的美式吉普也很少，天津地委机关只有一辆，供处理紧急事务用，平时很少有人坐。那时通公共汽车的地方不多，机关干部下乡，常常靠两条腿，一走就是百八十里。刘青山一来，就把这辆美式吉普霸占了，机关用车几乎成了他私人专车。
刘青山独霸汽车，直接目的有二：一是个人乘坐方便；二是嫌杨柳青地方小，吃用不方便，要常去天津拉东西，什么鸡鸭鱼肉、啤酒香烟，每次总得花上近百万元。这样一来，汽车在他眼里身价倍增，成了他追求享乐的得力工具。时间不长，刘青山一家到天津市马场道“刘公馆”居住，他又借机关生产工作需要，把这部车带到天津。
天津毕竟是热闹繁华的大城市，虽说刚解放高级轿车寥寥无几，但坐一辆破旧的美式吉普兜逛，总显得有点煞风景。就算专车专用，也不够舒服畅快，威风抖劲。时间不长，刘青山便邪念萌动，挖空心思改善自我用车状况。
1950年夏，刘住进马场道小洋楼不久，即不顾国民经济困难和机关经费紧张，动用36000 多万资金，从香港进口两辆最新样式的美国高级轿车。一辆作为礼物赠送给天津市某一领导，一辆则留给自己，以与吃、穿、住相配套。
当年在天津地区了解刘青山的人都知道，此人有一个生活哲学，就是干什么不讲究实惠，但务求高级和精美，什么都要高标准，要最好的。他出入于酒楼饭店，舞厅戏院，该吃的都吃了，该玩的都玩了，该享受的也都享受了。
下面是大贪污犯刘青山被捕后查抄的生活物品表，现摘其少部分如下：
品 名 单 位 数 量
1. 鹿茸精 盒 13
2. 注射器 个 5
3. 维他斯保命 瓶 2
4. 药面 包 16
5. 皮箱 个 2
6. 大皮箱 个 1
7. 手提皮包 个 1
8. 夹大衣 件 1
9. 水獭皮大衣 件 1
10. 睡大衣 件 1
11. 礼服呢大衣料 尺 17
12. 皮褥 条 1
13. 狼皮褥 条 1
14. 金笔 支 1
15. 金派克笔 支 1
16. 新手表 块 2
17. 自动手表 块 1
18. 红盒金表 块 1
19. 绿盒金表 块 1
20. 金自来火 个 1
21. 炮台烟 条 9
22. 前门烟 筒 5
23. 海参 斤 2
山珍海味也有吃腻的时候，为了吃好玩好，刘青山自有“学问”。有一则吃饺子不要韭菜馅但要韭菜味的故事，听起来如同笑话，却集中体现了刘青山“食不厌精”的享乐思想和腐化本质。
在尚未有暧室栽培的时期，北方的冬天很少见到韭菜，物稀则贵，即使在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冬天吃韭菜馅的饺子，也是极个别富有人家享用的东西。那时机关干部生活都很艰苦，对此珍馐从不涉及，但刘青山却是经常大快朵颐。
经常吃就发现了问题，冬天的韭菜馅虽鲜爽香美，但有些辣气，而且吃多了不好消化。
于是刘青山指使炊管人员，要吃饺子，要吃韭菜味不吃韭菜馅。
炊事员很为难，恐怕“狗不理”、“鸭子楼”的名厨也没做过这种水饺。冬日菜是挤不出什么汁水的，剁烂砸成稀糊掺入馅中又比光有味要过。炊事员反来复去琢磨，经过几次试验终于找到一种办法：猪肉、虾仁、炒鸡蛋并白菜心剁烂搅馅，包时每个饺子里放几根洗净挑好的茎粗叶宽的韭菜，茎根包在饺子皮褶外，捏好后下锅，煮熟后捞出，趁热捏住露在外面的韭菜根茎，将包在饺子里的韭菜叶一起抽出来。盛盘端上去，刘青山一吃，连声叫好。
刘青山挥霍无度，根本不考虑开销问题，因为他有弄钱之法。
一曰耍无赖，蛮横讨要。1950年他上任天津地委书记，带来两名警卫员和一名厨师，下车伊始就要机关专门为他起小灶，并扬言：“我在那个地区都是单独起灶单做饭!”
刘青山花钱如流水，大手大脚，机关许多干部对此很有意见。一次，他让手下人去支款，财务科负责人还没说不给，只说是否经秘书处批一下，走个手续。刘得知后即雷霆大发，火冒三丈，跑到财务科大骂“机关干部不懂事”，且不依不饶，直到当场把款支走才算罢休。
刘青山屡屡向组织伸手硬要，张子善每每以组织之名巧给，3800多万元就流向马场道18号。
二曰巧取豪夺，建立秘密“特费”帐，不到两年时间，刘青山将杨村飞机场国防建设费20亿元贷与电线厂和银行，得利4000万元；卖公家汽车款700万元；将苛剥民工七亿元贷与电线厂得利2500万元，又“借”了电线厂2000万元；总计从机关生产所办的电线厂支款9200多万元，除一小部分转入机关生产外，7600万余元均被刘贪污挥霍，记在张子善私自建立的供其享用的“特费”帐上。
三曰唯利是图，借利生息。1951年 4月，刘青山无理讨要，张子善从胜芳镇公地粮款中提出2000万元相予，刘得款后即交与女奸商张文仪进行投机生意，得到1000万元。电线厂屡屡从刘手中贷款，应名是借，照章行息；结果行息并未交与被借单位部门，都滚进刘的腰包。刘调走时说：“修房子买家俱花1000多万，如果将来有帐不能算我的帐，花的得刨出这个来。”花钱记帐理所应当，干嘛说：“如果”？公家的钱就该公家用，结果反倒欠他刘青山的情，他刘青山吃了亏，真真咄咄怪事!
还有四曰、五曰……
至于另一个大贪污犯张子善的腐化堕落，在其被捕后坦白交待得比较详尽，虽然时有轻描淡写之处，仅从公款“参观”妓院、每月吸高等香烟八至十条、擅自动用地方粮款九亿元买汽车五辆这随便拈出的几点来看，专员比书记毫不逊色。
有部日本影片《金球蚀》，喻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心全蚀者刘青山、张子善，连外表这圈闪亮也烂掉了，不要了；他们的内心已达到“蚀”的极限。
正义之剑
初春，乍暖还寒。笔者就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一些问题，走访了当年那场斗争的主要当事人之一李克才。
李克才时任河北省顾问委员会常委，体态魁梧，精神矍铄，不似古稀之年。
几句寒喧之后，笔者开门见山。
“时至今日，你对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持何态度?”
李克才表情严肃凝重，缓缓地点燃一支烟，望着青烟淡淡飘浮的空间。
“刘青山、张子善最后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至今我认为，我们党在‘三反、五反’期间，根据广大干部群众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对刘、张这样的高级干部采取果断措施，处以极刑，是完全必要的，处理得及时，处理得对!”
“您认为刘、张所犯的罪行，完全由他们二人负责吗?有无外界原因促成?”
“主要责任当然应由他们本人负担，但外界原因也是一个方面，应当永远引为鉴戒。
我认为，某些领导严重的官僚主义和麻木不仁的态度，是刘、张二人贪污案没有被早日揭露的第一个原因。1950年我向省委反映刘青山吸毒和他们挪用公款等问题，一位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对我说：‘你们是来自不同的地区，要注意搞好团结。’二是党内生活不健全，干部管理上规章制度不严，特别是对一些党的高级干部监督不力，这也是个教训；三是财务管理上漏洞大，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助长了贪污和浪费，这一点对刘青山、张子善这样意志薄弱的干部教训尤为沉痛。”
“听说您在与刘青山、张子善进行斗争中，有过突出表现，能具体谈谈吗?”
“不要讲什么‘突出表现’。”李克才将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话语深沉，“揭发处理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是我们党‘三反’斗争的胜利，对敌斗争的胜利，突出表现了党的英明正确，人民力量的伟大。我个人的表现微不足道，即或起过些作用，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所应尽的责任。我相信，我们党内无数有党性原则的党员，处在我当年的位置环境，都会像我那样做的，会比我做得更好。”
刘青山、张子善在天津地区的种种倒行逆施，一开始就遭到了许多党员、干部的反对，不过因为种种的困难条件，在反对的形式上不一样。有的是直截了当，公开反对；有的是心怀不满，相机而发；有的是虽有意见，不敢表示。李克才属于前者。刘、张分别从冀中八分区和二分区调来担任地委书记、专署专员时，李即从冀东15分区调来任副专员。1950年9月，刘、张要挪用地方粮款十亿元投入机关生产，李当面进行劝阻，表示反对。1951年1月，刘、张要求在治河民工的供应工作中赚出30亿元，李对此极为不满，进行抵制。
1951年六、七月间，连着发生三件事：一是《人民日报》披露了天津地委非法倒卖木材的事件，李找到张子善，张支支吾吾，推说不清楚此事。李又找到刘青山，提出要查处此事。
刘言：“这是老子和张子善商量搞的，谁敢处理！”又发火骂人：“你们全是胆小鬼，老子一人做事一人当！”二是鞍山建筑公司来津控告天津地委机关生产管理处违法乱纪，并在《天津日报》上予以揭发，刘提出用请客的办法解决此问题，张不反对。李则力言不可，坚决主张退回挖来的技术人员，赔偿对方损失并道歉，如实向上级汇报，请示处理意见，张也不反对，却硬让李找刘谈这个意见。刘青山听李谈后，怒形于色，说话十分难听：
“我个人负责，这摊子弄不清我不调走，不让你们擦屁股！”三是刘、张以盖房为名骗取20亿元贷款，张让专署写证明，李当场严词拒绝，并找到张当面责问，最后地委机关还是把证明开了。1951年8月，刘、张又动用十亿河工款，张和李说了三次，均遭拒绝。1951年10月初，李听说张又动用了20亿河工款，即当面表示要将此事上报到省里。张态度极为恶劣：“你报就报，我个人负责！”刘、张视李为眼中钉，开始还假意商量，而后便采取瞒的办法，告诉县里动用地方粮，不用告诉专署，只用张口头批准，不形成文字。张还告诫机关人员：“我是头，有事只许和我谈。”刘也这样叮嘱下属：“机关生产的事情，不许告诉李克才!”
刘青山、张子善的怨毒与防范，反映出它们的猥陋与畏避，反衬出李克才的正义与果敢，高度觉悟与斗争精神。
在采访中，李克才谈到刘、张蜕化变质的原因，谈到刘、张案件的震动和影响，谈到回顾这个历史事件对于今天的意义，谈到激动之处，大手一挥：“我还是那句话：刘青山、张子善罪行所以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就是因为各种制度和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
这是当年李克才发表在《河北日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的《我是怎样和叛徒刘青山张子善作斗争的》文章中的最后一句。
如是警钟之声，从50年代初传至90年代始，依然响亮，震彻党心民心!
诚如李克才所说，刘青山、张子善在天津地区的专制独裁、家长统治，确使相当一些干部敢怒不敢言，但众人心里清楚：多行不义必自毙，刘青山、张子善正在自掘坟墓！
1951年秋末冬初，当华北平原落叶飘飘的时候，“三反”运动开始了，刘青山、张子善的丧钟敲响了。
1951年12月30日，刘、张案件首次正式披露于世，全党全国为之震惊。而在内部，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事态从初发到形成达半年之久。
1951年夏季，河北省决定调动刘、张的工作，二人都想自己留下，闹起内讧，暴露了“机关生产”的秘密，引起省委的警觉。而刘、张问题得以“正式列入议程”，则始于李克才最后向省委组织部、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揭发。
1951年10月4日李克才向省政府一位领导反映刘、张私自动用地方粮、修飞机场节余款及银行贷款搞机关生产。两天后，这位领导在天津见到张子善，即未对张施以追究，也未向省委、省政府反映李克才揭发的问题，相反却擅自口头批准张子善动用地方粮250万斤，还有意无意地泄露了李克才的底，使李陷于极为被动的地步。李克才后又向省委一些领导反映刘、张的问题，在上级不能马上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便几次要求调离天津地区。
对此，省委主要领导曾有言：“调谁走也不能让李克才走！”省委主要领导对刘、张的问题是有察觉的，是有原则的，但未认识到那么严重程度，还想实行批评、保护政策。而李克才确认刘、张已经变质，也不能容忍下去，毅然决然地向省委组织部长、省纪检委副书记薛迅正面揭发了刘、张的问题，引起省委的重视，派出检查组到天津地委。这是1951年11月间的事。
11月11日，华北局在京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有关上述问题的指示，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向贪污行为坚决做斗争》，准备在全区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运动。
正是这股强劲的东风，推动着河北省委省政府迅速解决刘、张的问题。
当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摆到省委省政府领导面前时，每个人都感到震惊、愤怒，还有疚愧。
这个脓疣已到了非捅破不可、非割除不可的时候了。
1951年11月21日至12月1日，中共河北省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在省会保定举行，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行为，就是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下被全部公开揭发出来的。省委建议省政府，立即将主犯刘青山、张子善予以逮捕，同时协同天津市人民政府立即拘押与本案有关的案犯。
12月 4日，河北省委通过了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并经报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省政府于11月29日、12月 2日分别逮捕刘、张二犯后，又决定以杨秀峰、薛迅、省检察委员会主任董鲁安、副主任李国华、省检察署检察长孙光瑞、省法院院长宋志毅等六人组成“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主任杨秀峰，副主任薛迅。该委员会一成立，薛迅及各委员即偕大批检查人员赴天津专区彻查此案。
12月16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关于刘、张大贪污案的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提出报告。报告中检查了省政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并请求予以处分。
12月30日，平地一声雷，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正式在全国公开。广大党内外群众震惊、高兴、感动，还有反思；他们拍手称快，衷心拥护，同时许多人都认为河北省委必须认真地深刻进行检查，并在报纸上作公开答复。
党员有权力这样要求自己的领导，人民有权力这样要求自己的党。
在披露刘、张案件的当日，河北省委即给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通过：“根据省党代表会议的提议，兹特决定：所有接受刘青山、张子善贿赂礼物的干部，均应无例外无保留地进行深刻检讨，向党写出申请书，听候党的审查处理。”
1月4日，华北局作出关于改组和加强天津地委领导的指示：一、天津地委必须改组，地委委员应分别加以检查、鉴定，好的加以奖励，坏的特别是和刘、张同流合污、狼狈为奸的，必须给予应有之处分；二、天津专区各县应一律于今冬明春召开县的党代表大会，严格检查工作，选举县委会；三、天津专区机关生产财产应一律冻结，不许乱动，听候处理，违者论处。
同日，河北省委作出关于处理接受刘、张贿赂与礼物的决定：一、接受刘、张现款者全部退还；二、接受贿赂与礼物者，原物一律退还；三、凡受贿受礼者，不论其多寡，均必须进行深刻检讨；四、凡党员干部对接受贿赂礼物隐匿不报或报而不实者，定予严惩，绝不宽恕。
《人民日报》、《河北日报》于1月初相继发表《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给予我们的教训》和《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等文章，总结教训。《河北日报》还连载省财政厅厅长、省生产救灾委员会秘书长、省水利厅厅长、中国人民银行河北分行行长、省劳动人事厅的文章，检查在刘、张问题上的责任。针对性、尖锐性的文章报道日日不断，对一些单位、一些省级市级党政领导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揭发，被批评揭发的单位及领导也作出检查检讨。
1月15日，河北省直机关干部6000多人举行反贪污坦白检举大会，当场坦白者得到减免罪，拒不坦白的重大贪污分子被依法逮捕，予以严惩。
1月31日，省直机关、团体近万人举行反贪污斗争大会，号召集中全力坚决围剿大小贪污分子，当场逮捕拒不坦白的大贪污分子，依法予以严办。
......
河北省委省政府在揭发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时，态度是坚决的，积极的；措施是果断的，有力的。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这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东南西北四面各五间房，毛泽东住在北房东两间，办公室在东房北两间。院内铺十字甬道，卵石圆润，矗七棵巨柏，四季常青。
1951年的冬天，毛泽东办公室的灯光，经常彻夜不息。新中国建立不久，有许多国家大事需要处理。
办公室里，烟气浓重。58岁的毛泽东，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时而凝目沉思。台灯下，堆放着一叠叠秘书整理好送来的文件，内中有许多全国各大局、省、市请他阅批的报告。
有关刘青山、张子善的材料放在一边，很明显，他已看过这份材料，但未马上批示，还需要斟酌考虑。
窗外，彤云密布，寒风凛冽，午夜时分下起纷纷扬扬的大雪。
“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的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继续在习仲勋关于开展反贪污斗争向中央的报告上作批示：“……弄出头绪，写一个指令，开一个干部动员大会，斗争就可以开展，以后继续推动斗争向前发展，就很容易办了。”
将西北局的报告作了指示，移向一边，他又拿起西南军区党委会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简报，一边看一边用硕大的红铅笔在上面划上几道，俄而眉头微蹙，俄而轻轻颔首，阅完后马上批示：“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习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
已经连续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毫无倦容，落笔刚劲有力，龙蛇飞动。
看看需要阅批的文件不多了，他放下笔，挺起腰背，伸展臂肩，用力活动一下上半身，长出一口气，再点燃一支烟，将那杯温热的茶放在面前。
他在思考正在全国风起云涌地展开的“三反”运动，他的目光凝滞在那份已阅而未批的材料上。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指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他的这些话，简练为“增产节约”这样一个口号，在全国贯彻执行。
新中国前进的道路上充满着矛盾与斗争，有贯则有断，有行则有阻。断拦阻止增产节约运动的障碍，来自包括领导机构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因此必须首先开展一个雷厉风行的群众性的“三反”运动，这是毫无疑问的，势在必行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自解放以来，北京市属各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已发现贪污分子 650人，贪污总额15亿元。贪污分子中公安部门占 112名，共产党员占105名，老干部占 79名。这还是在中央眼皮底下，这仅仅是贪污现象中的一部分。
天津市12个公安分局中，仅一个分局就因受贿赂而将 674个反革命分子释放或取消管制，其干部、警士受过3514户商家的贿赂!
陕西省纪委一年半时间处理了犯贪污蜕化错误的党员1400余人。
南昌市税务局 60人集体贪污。一个粮食局长贪污 20万斤大米，从其老婆鞋底即查出12两黄金。江西有一个区的区长、区委书记、派出所长集体嫖娼。一建筑公司开张时请客70桌，唱戏七天。不少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竞相比较，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艰苦朴素者反被讥笑为“牛列主义”。
华东区人民监察委员会从1950年 6月到1951年11月统计，因个人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即达1242亿元。华东区直接处理的179件贪污案涉及615名罪犯中，有老干部126人，共产党员116人。
甘肃省级各机关有五百多人贪污，款数十亿元。贪污手段可谓机关算尽，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闻所未闻……
毛泽东痛心、愤慨、焦虑。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自西柏坡启程赶京，登车前他说一句话：“我们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做李自成!”
悠悠往事，三百春秋，京华依旧。
殷鉴不远啊。
毛泽东下意识地移动一下双脚，依然保持着凝神沉思的姿态。
建国才两年多一点，七届二中全会开了还不到三年，就有如此之多党员、干部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令人触目惊心，真让他不幸而言中了。
不做李自成，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重要的是拿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措施。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中指出：“针对这种极其严重的贪污现象，也曾处分过一些人，但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藉此形成一种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的威力，因此效果并不大，贪污之风并没有停止，而且继续在发展，特别是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差。”要开展“三反”斗争并取得胜利，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切实依靠群众，贪污分子才找不到藏身之所，才能给官僚主义者们当头一棒，使他们大吃一惊。不能怕家丑外扬。
毛泽东的目光又一次盯在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材料上。
此事，他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议过，对所谓“手上不干净”的，还应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的调查，实事求是地分别处理。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了。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毫不手软地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的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才有可能不再受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
议定的事就该办。
毛泽东从容不迫的拿起那管七寸羊毫……
灰房子忏悔录
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是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场合被逮捕的。
在中共河北省党的第三次代表会议上，省政府接受省委建议，下令逮捕刘、张二犯。
会议进行到第九天，1951年11月29日，下午5时，省公安厅依法将张子善逮捕。张作为天津地区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及负责人，正在下榻的保定市西关一家饭店里吃饭。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看到公安人员亮出逮捕证，一下子全懵了。”。
张几乎是从餐桌上被押走的，大庭广众之下，其情其景可以想象。
刘青山的情况则富有戏剧性。
逮捕刘、张的命令同时发下，可执行时，刘不在国内，而是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农民青年的代表，出席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去了。
参观，访问，联欢，到处受到欢迎与款待；走在风光旖旎的蓝色的多瑙河畔，坐在世界音乐之都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也很光彩得意。
只能是暂缓逮捕，等其回国后再执行。经主管部门批准，河北省公安厅做出了决定，并进行了布置安排。
11月的莫斯科，天寒地冻，大雪纷飞，但在火车站的月台上，还是挤满了一排排个子高高的苏联姑娘。她们的脸蛋冻得红红的，兴高彩烈地摇动着手中的鲜花，向以郭沫若为团长的20多名中国青年的友好使者欢呼致意。广播传出当时几乎人人熟悉会唱的《莫斯科-—北京》，“苏中两国是永久兄弟，两大民族团结紧……”声调雄壮，节奏铿锵；铁锤镰刀旗与五星红旗飘舞在漫天皆白的风雪中，崇高而壮丽，令人热血沸腾。年仅35岁的刘青山，能以一国代表之身份置临这种场合，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令所有的同龄人羡慕不已。
可是，刘青山脸上在笑，心里却不时冒些冷气，不时乱跳几下，仿佛有什么凶兆。当国际列车风驰电掣地奔向祖国时，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
在几天乘车时间里，刘青山心情烦乱，动不动就发脾气。嫌卧铺车厢暖气不足，嫌服务员倒的水不热，嫌饭菜不对口味，反正横挑鼻子竖挑眼，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好像邪魔附体似的。
列车在天津站停下，上来两个穿便服的陌生人，走进代表团的软卧车厢。
心怀鬼胎的刘青山，一瞥见来人走向自己，立刻警觉到不对头了。
“刘青山同志，请您下车。”
“不，我要随代表团一块进京。”刘青山看上去镇定自信，内心非常紧张。
来人严肃地盯着他，声音不高，但异常威严坚定：“你必须下车，这是组织的决定。”
一声炸雷在刘青山的脑壳里爆响，他愣了片刻，垂下眼睛。一切都明白了。
天津车站月台上，停着一辆中型吉普。刘青山刚走下火车，一名执法人员即走上前，将逮捕证一亮：“刘青山，经河北省人民检察署批准，你被逮捕了!”言毕，两名武装战士立刻将呆若木鸡的刘青山押入吉普车内，接着便向河北省省会保定急驰而去。
当晚，刘青山、张子善二犯被分别关押在河北省公安厅机关后面的一排灰砖平房里。
时间是1951年12月2日。
应当说，刘青山在被逮捕前，对自己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是有预感的。这从刘调石家庄市委前后的日记和书信中略见端倪。
经省委批准，刘青山调往石家庄市委工作，职务是市委副书记。调令签发日期是1951年 5月13日。刘接到调令，满肚子的不高兴。比较起来，又小又“土”的石家庄，远不如住在天津舒服。在与张子善之间“都希望对方调走”的内讧中，他显然是个失败者；由地委书记调任市委副书记，其变化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来。很明显，张子善在上边比自己得势，自己正在失去上边的重视，或者干脆说失去信任，发现自己有问题!他猜测，气恼，发邪火骂人。想不走，又没理由；但真要走，又觉得太窝囊太吃亏。于是，他毫不知耻地提出两个条件，叫组织立即给以答复，一是带车走，二是要钱花。
对刘青山这种无理要求，大多数地委负责同志不同意，后经张子善再三做工作，又感到刘青山不好惹，索性敬神不如送神，竟毫无原则地满足了刘的可耻欲望。
刘青山毕竟心虚，钱、车到手，又犯嘀咕，加之事后省委明确指示他不许带车到石家庄，就更疑心重重，忧心忡忡，总认为张子善如此照顾自己，是将计就计，挽个套让自己钻，是个两面三刀的笑面虎。必须大防特防，以免被咬被啮。作为这种心态的表露，则是其于6月28日写下的日记和事后捎给在津的手下人的那封布置攻守同盟的密信。
实际上，刘青山调动后，在石家庄没上几天班。因出国参加维也纳会议的事通知布置在先，他只不过到石家庄市委报了个到，便返回天津市马场道家中，不久就随团出国了。
这样，前后来去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刘青山坐不住等不及，又是传信，又是捎话，足见其内心是何等的惊恐不安。
据当年看守审讯刘青山的人讲，刘自被逮捕关押，直到最后被枪毙，总的表现是比较沉闷，不爱讲话，常常一个人坐在灰房子里，面壁发呆。被审讯时倒不怎么隐瞒逃避，时有痛快之举，但需有吗啡针注入提神，否则便无精打彩。他自知罪孽深重，独处时发长叹，总是翻来覆去地自语这样的话：“以我做个典型吧，以我做个典型吧……”
而张子善则不同，自被捕关押那天起，就一直在讲，在写，在坦白交待，为今日留下为数可观的书面材料。虽然其中有的地方或避重就轻，或推脱责任，但毕竟是亲口所言，亲笔所记，可信性较高，仍可视作一个蜕化变质分子的忏悔录，一面警示后人的历史之境。
现将部分有实质性内容的材料誊录于下，其文原有括号，笔者的纠白或补注用方括号表示。出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文中除刘、张外，凡涉及到的人物用“××”表示：
开支问题是一个惊人的铺张浪费的严重混乱问题，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尤为严重。
“甲、车旅行人经常不断。花钱如流水，招待如饭店，行动有三辆汽车，洗澡看戏成了管理处的主要工作。8、9、10三个月即开支：戏票款1800万元，饭费1200万元，水果花钱比这更大。
1951年10月8日，××请刘张看戏一次，花钱104万，吃冷食10万，连买东西就更多了。
洗澡一次花90万元，刘还嫌招待不好。
乙、我与刘各买一钢丝床，各用200万元。
丙、1950年，高等美制汽车三辆，在香港买的，这也是事实。给××一辆。海参 5种87万多元(3～9月间用)。
丁、一身毛呢衣，一套毛衣百万元。”
“烧毁刘青山的单据一堆，页数百张，是他养病期间花用的，约9000万元。这是我主动个人办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是非。3～9月张［子善］共用4500万元，共28项，实际数比这大。”
张子善对自己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交待还是比较详细的。
“1.住宿摆成资产阶级样子，有板床不用，买新弹簧床。办公室新挂钟，三个沙发，四个转椅，一个新藤椅，耗费4～5千斤小米。
2.个人吃水果、冷食不算，即吸烟一项，每月就得大前门十条、八条，等于两个高级干部的生活供应。
3.看戏洗澡特别是洗澡，每洗就是在天津住，盆溏、擦澡、擦皮鞋一次，一月合计80斤米。
4.行动必坐车，坐车必坐软席，以求得舒服享受。
5.衣着力求讲究阔气。穿衣步步争高，衬衣未破就送人，别人给买了件还嫌不好，又叫秘书花十几万元买一件，一穿觉得不合适，又送了人。去年在电线厂，用公款买毛衣一身，呢衣一身，却又接受省发之毛料。前年做了件狐皮大衣(公款)，未坏看着不好了，今夏又接受司令部××送的皮筒子(公款)。买皮鞋、凉鞋、拖鞋。去年买雨衣雨鞋，今夏看着不好送了人，又用公款买更好的。前年冬天用公款买了个好斜纹布被子，还很好，今夏却又做漂布缎被。去年用公款买了蚊帐，今又叫秘书用公款十几万元买生丝行军蚊帐。
买一块好表200多万元，买皮箱4万元，皮包20多万元，还有象牙筷子，高级烟嘴。
6.接受送礼。刘青山给张［子善］皮鞋、炮台烟(你投桃，我报礼［李］)。
7.参观妓院一次，跳舞三次，(××领着，有刘、××等)，照相十数次，洗相放大加彩，1尺2加五彩。以上均出公款。”
关于与刘青山的关系，张子善在1951年12月25日写的反省材料中，对某些事实和自己的思想作了一定程度的披露，尽管里面不乏自我表白之意和推脱之心。
“刘青山是1949年8月合省划区到天津的。刘是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开始调省委研究室，因怕写东西不愿做研究工作，刘拉他［指张子善］去津任专员。后又向省提议让张当副书记。我以为刘神通广大，手能擎天，故对其甚为感佩。”
“刘到天津地委后即闹病，不参加会议，却有精力要钱搞机关生产，甚至在开地委会时，放下会不管，而去和一个过去的敌工关系谈买铁做买卖。刘每从津(不断去津)回机关总带回数十万百八十万元的东西回来。为此，广大干部有意见。尤其去年夏初回家养病，带汽车回家近两个月，并带一拖斗东西，大家有意见。后闻坐汽车上坟，更为不满，但均未向其提出批评意见。三、四月间，刘给我一信，说照顾不好，我从胜芳要款2000万元给他，以示关怀照顾。外调时买收音机，需 500万元，开始不同意，却又满应满许，给他买了1000万元的东西。”
“他［指刘青山］临走前［指调石家庄市］，我觉得太铺张浪费了，却又满应满许，给他买了许多东西。既不同意他胡乱花费的报帐，却又应其心欲地把单据烧掉以解疑。既敢给其烧单据说不查帐，我却暗地叫××留出清单好查对，这种两面派更促进了他对我的怀疑。既已答应给他汽车(思想又不通)，又当面说，不带汽车以免招人眼，更引起其怀疑。
特别是他说还要1500万元还帐，自己不满并与地委讨论，认为这是给小鞋穿。结果仍未坚持意见，连真实态度也未表示，而愉快地给了他。这是对其生活作风方面的意见与自己极端可耻的两面派行为。”
张子善在1951年12月23日写的一份交待材料里，虽对自己罪恶思想多遮遮掩掩，但还反映了一种思想实际。
“……一个人自凭忠心耿耿，一身许党而埋头苦干，只管工作，不问前程，只图成绩、标榜，不思学习、提高思想认识，重工作，轻学习，终于陷入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泥坑。
思想不开阔，认识不敏锐，对日新月异发展着的新国家、新制度、新精神，缺乏感觉；事实上成了落伍者，而不自觉，因而使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内的一个忠心耿耿的党员，变成了不伟大而是极渺小，不光荣而是极黑暗，不正确而是极错误、极可耻的罪人!……一
是党缺乏这样情况的教育与检查；二是个人缺乏警惕，仍是游击环境时工作的思想，仍是以为党凭良心、真理办事，没有新的国家法制观念和新的纪律观点；再加之新的环境新的情况，特别是靠近了大城市，城市的铺张、大方、阔气，以及资产阶级的豪华、享受的影响；再加之人们反乡村观点、游击生产、土包子作风等等，使自己失掉了操守自持的毅力，虽一颗忠心耿耿之心尚存，虽尘土仆仆、忙忙碌碌地工作着，但沾满了尘污、侵蚀着心肠的情况的存在与发展，使自己走上了从不伟大、不光荣、不正确而以至可耻的道路……”
不能说张子善对自己由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沦为“极可耻的罪人”没有认识，但从这仅四百字的引述中竟出现三处“忠心耿耿”以及“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等多处贬文内之褒词，可以看出其必然的局限，可以看出其忏悔中还有饰非之意图甚或侥幸之隐衷。
大概是基于这种心理吧，当刘、张得知将要被处以极刑时，皆惊慌失态了。
据人介绍，二犯被捕关押后，监审人员没动他们一指头，审讯是异常严肃认真的，在生活上远比通常意义的囚犯优待，元旦和春节时，伙食更好一些，但不给酒。二犯吃、住均实行隔离。临刑前一天，即1952年2月9日，二犯被引到一处共用晚餐，菜肴较丰盛，还有一瓶酒。张子善被押72天，刘青山入监69天，此举为破例首次。
二犯一见这场合，脸就白了。
监管人员说：“明天省里开公审大会，对你们进行宣判。组织上希望你们能表现好一点，不要再给共产党丢脸。”
刘青山好像问了声这是什么意思，监管人员没正面回答，只是说：你们还有什么话，有什么要求，尽管讲。这里的含义已再明白不过了。
二犯一听，全愣了。过了一会儿，刘青山提出要见一见中央来的人；张子善也说有此要求，并说要见省委领导。刘、张毕竟是多年的“高干”，了解党内情况，断定这等大案惊动了中央。确实，有中央领导人来至保定，但没有见他们的意思。刘青山见监管人员不应声，又催促转达。监管人员令二犯坐下，然后沉稳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你们应该向人民低头认罪。”
二犯周身一震，如同炸雷轰顶。
屋里死一般地寂静。刘青山闭合双目，长出一口气；张子善呆呆地看着面前的酒菜，潸然泪下。
这就是旧时所谓的“辞阳饭”、“归阴酒”吧。
刘青山大叹一声，端起茶杯一饮而尽，接着又自己斟满，说声：“老张，喝!”
张子善没动酒杯，偏过脸擤了把鼻涕，欷嘘着，拿起桌上一盒前门烟，手指颤抖不止，好不容易才抽出一支。
刘青山两眼发红，又是仰脖一啁……
门两边，持枪监守的战士注视着二犯的一举一动，不动声色。
冬夜漫漫。两间灰房子里，烟头那微弱的光亮在昏暗中闪现，彻夜未断——人生最后一个夜晚，他们都想些什么呢？痛恨、忏悔，认罪；委屈，报怨，不甘；童年，故乡，战友，亲人，天堂，地狱，生前事，身后名……然而，不管想什么，怎样想，都晚了，太晚了!
明天，党和人民即扣动扳机，两颗愤怒的出膛子弹，将把这一对丑恶的灵魂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刑场纪实
1952年2月10日，农历壬辰年正月15日，星期日。
——新中国成立后，性质最为严重的一个特大贪污案件；共产党执政后，罪孽极为深重的两个高级领导干部；将在光天化日之下，交与人民严正审判。
古城保定，河北省省会，笼罩在一片愤激、严峻的气氛之中。
巍巍大慈阁，历十几代风雨，俯瞰尘世，未曾目睹这般情景；清清莲花池，阅数百年沧桑，回首逝往，何来感受如此震憾!
中国共产党人，以其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坦荡的胸怀，不懈的斗志，面对历史，问心无愧!
从上午十时起，许许多多整齐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汇聚于保定市体育场，井然有序地就列于指定位置。参加这次公审大会的，有省级、保定市、保定专区的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员、全体干部工作人员和指战员，有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三市及其他九个专区的各级机关团体和群众的代表，并特别邀请了因受刘青山、张子善剥削而遭受灾难的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治河民工代表及被害群众代表参加。据准确统计，到会人数共计21800多人。
50年代初期在一个略够上是中等城市的小而简陋的体育场上，两边看台及中心场地，满是密密匝匝黑压压的人群。冬日淡白的阳光下，时柔时劲的小北风中，人群中的每一张面容都神色严肃。
这是个令人心跳加快的场面。
宽大的主席台上，拉起巨幅蓝灰色的衬幕，“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白纸黑字的会标高悬横贯，横标下正中为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画像，两边各斜着展挂一面国旗，再两边各矗四面红旗。衬幕前放置一排桌椅讲台，两柄麦克风直竖。讲台前还有相当宽的台面，那是让该会的两位主角“登台亮相”之地。台角处，醒目地安放着赶来拍摄大会实况的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摄影队的两台摄像机，给布置得庄重、威严的主席台增添了一种令人新奇而紧张的感觉。
日近中天，大会主持人和发言人登上主席台入座。
与此同时，保定市内1000多台收音机打开开关，60多个广播喇叭接通电源，近万人或守坐在收音机旁，或围站在广播喇叭下。他们也在看表。
与此同时，唐山市组织了67000多人，石家庄市组织了55000多人，全省唐山、石家庄、邯郸、刑台、通县、天津、沧州、衡水、定县九个专区及各市、县、镇的机关团体干部和人民群众，近20万人在有组织地收听大会实况。
会场主席台上，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最后一次清清嗓音，摄影师最后一次检查摄像机，记者们最后调整一下照相机的速度光圈。
正午12点，分针与时针上竖重叠的一瞬，各式各样的钟表敲响了，电台的报时声在全省的播音器中回荡，这声响要比平日清晰、洪亮乃至悠长许多。直到今天，一位收听者回忆当时感觉：“就像敲在心上一样，脑壳里嗡嗡响，浑身的血都热了。”
4万多道目光直射主席台。
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沉稳地走至麦克风前，扫视一眼万众屏息的会场，宣布：
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组织临时法庭，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并宣布公审大会由河北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张庆春任主席。
张庆春就位，宣布公审大会开始。
大会主席的致词是铿锵有力的：“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大贪污犯，已不是两个普通的大贪污犯，而是背叛党、背叛国家、祸国殃民的罪大恶极的大罪犯。今天参加大会的人，
都是怀着愤怒的心情，代表着全省人民的意见来参加的。在大会上，我们要彻底地控诉与公正地审判刘青山、张子善的滔天罪行，使刘青山、张子善两大贪污犯得到应得的判处，同时要显示我们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雄伟力量，和彻底剿灭一切贪污分子的决心与毅力。”
致词后，刘青山、张子善由民警押送会场，整个会场至沉至寂，静若无人。
刘青山、张子善出现在万众面前。
这的确非同一般罪犯的两个罪犯，人们印象中所熟悉的死囚绑赴法场前的模样，该是一身囚服，头被剃光，五花大绑，背插三尺刑标；而刘青山，头戴名贵的水獭皮帽，身穿样式考究的藏青色呢子大衣，足蹬光亮可鉴的皮靴；而张子善，一身板挺的深蓝色呢子制服，头戴呢帽，脚上也是一双黑皮鞋。二人俨然一副“首长”打扮，从头到脚都是当地委书记、专员时去开会或赴宴时的装束，甚至更为着意修饰。只是，二人各自并拢且前伸的手腕上，多了一副冰凉的手铐；胸前多了一块一尺宽二尺长的白布，上面分别用毛笔书写“大贪污犯刘青山”、“大贪污犯张子善”，因而衬得刘青山的紫黑脸更黑了，张子善的黄白脸更白了。
静寂，持续着。虽然眼前这一切，人们早有预料，许多人会前就得知了刘青山、张子善的下场，但当事情来临，当二犯被押解到光天化日下时，人们仍然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冲击，一阵不可抑制的震惊。共产党动真的了!
二犯缓缓拾阶登台。张子善低着头，如履薄冰的样子，两腿有些发软，但还不至劳身后两名民警架扶。刘青山则不失常，上台后还看了看大会主持人的那排桌椅，以前他都是在那里落座的，而今不得不背转身去，听候全省3100万人民的代表的控诉和法庭的审判。
刘、张二犯始终没有抬头向全场望一眼。万众的横眉冷对，使他们像面对太阳一样不敢正视。
大会发言开始。首先由薛迅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控告二犯的罪行。
薛迅讲到最后，提高了声音：“同志们，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大罪犯继续存在，允许了他们的存在，就是鼓励了祸国殃民的犯罪行为。因此，我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
调查处理委员会，要求河北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他们死刑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参加这个大会的所有同志完全赞成我们的控告!”
话音刚落，会场上顿时掌声雷动，继而口号大作：“坚决要求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彻底肃清资产阶级腐化影响!”“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
刘青山、张子善低头站在台上，面如死灰。刘青山的嘴唇嚅动两下，仿佛嘟囔了一句，像是忏悔像是抱怨像是诅咒。张子善的膝盖一软，未待身后一直警惕着的民警扶持，又硬硬地站直了。摄影机的胶片不停地转动，照相机的快门接连地按下，他们无可奈何地置身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曝光圈中。
天津专区宝坻县黄庄镇的农民孙树林代表受灾的人民进行控诉。这是个典型的北方农民，光头上长满粗密的发茬，饱经风霜的脸瘦而结实，一身棉袄棉裤，两只骨节粗大、布满老茧的手紧紧捏着发言稿。一个过去根本不被刘青山、张子善放在眼里，可以任意捏弄摆布的“泥脚杆子”，今天要当众历数两个“父母官儿”的罪状!
“……刘青山、张子善二犯，为了赚钱，搞了民工供应站，卖的都是坏东西，价钱愣贵，东折西扣，直到现在还欠俺村一百零四个民工四千多斤米……修河时他们捣鬼，把好粮食高价卖掉来赚钱，把坏粮食给俺们吃，发的棒子面和小米都是坏的。民工活又累，吃的又不好，病了许多人，光俺们村就病了十多个。还有……”
还有宝坻县黑狼口村农民王金发、王玉英，因为挖河吃食不当而吐血，落下个终身残废。
还有霸县信安镇农民刘继昌，跑了三百多里路挖河五十余天，实指望挣些米回家度荒，却不承想最后卖掉铁锨大镐才勉强凑够归程的盘缠。
还有霸县煎茶铺村农民王风，因挖河吃霉高粱米而患重病，悲惨死去。
还有……还有……还有!
孙树林泣不成声。
会场上再次卷起口号大潮。
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当场宣布判决主文：“……综上所举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克扣民工灾民，勾结奸商非法经营谋利，瓦解国家企业机关及贪污行贿等严重罪行，证据确凿，该二犯亦供认不讳。如此背叛国家背叛人民，实属罪大恶极，国法难容。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当即，四名人民警察上前，将刘青山、张子善用绳绑起，押赴保守市东关大校场刑场执行枪决。
“死刑，立即执行”之言一出，刘青山明显地周身一颤，脖梗下意识地一挺，接着又死死低垂，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按下；张子善则触电般地双膝一软，再不能支立，民警不得不将其拎扶住。押下主席台，押过会场时，刘青山行动还能自理，五官如同石刻，双腿迈动得机械而僵硬；随后的张子善却瘫了，在身旁两位民警的架拖下，脑袋夹在高耸的双肩中摇晃，一双死鱼眼黯淡无光，面条似的两条腿只能勉强拖点地面了。
刘、张二犯被押离会场后，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场秀峰作了重要讲话。
“……大贪污犯对国家对人民所造成的损失，除了他们直接贪污盗窃的数目外，其他政治上、经济上的损失，则更难以计量。
“……刘青山、张子善之所以堕落到如此丑恶的地步，不仅由于他们的品质恶劣，还更由于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恶毒腐蚀和疯狂进攻……目前我省各级机关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和工商界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正是当前十分重要十分迫切的政治任务。这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激烈战斗。”
一辆吉普车在前指挥开道，其后是两辆敞篷吉普，刘青山、张子善分别“站居”一辆，身边各有两名民警押解；最后是一辆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公安警察，枪刺闪烁着金属特有的寒光。
上元佳节，闹花灯，吃元宵，保定城内，喜庆的气氛还是很浓的。许多古色古香的店铺字号前都悬挂好了彩灯，以待入夜燃放；胡同深处，不时传来爆竹声，火药硝磺的气味弥漫流溢。恰逢星期日，街市上人很多，手中大多拎着一盏彩灯或两包元宵。
沿途并没有多少公安民警维护秩序，街道两旁站满观者，但并不混乱，都显得极守规矩。连小孩子们也不追逐嬉耍，很懂事地依偎在大人膝下，手中的风车发出轻脆而单调的转动声响，使整个场面显示出一种暗蕴着迫切与紧张的异样的肃静。
愤恨的目光，愤然的议论。不可否认，还有一丝不可名状的惋惜之情。
“按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过去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比较高级的负责干部，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看，从来没有过像这样身居显要地位的人，因为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而受到国法制裁的。共产党就绝对不是这样，而是有高度的原则，决不宽恕任何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不管是什么人，犯了国法，就要依国法治罪！”——这摘自次日《河北日报》刊登的一封群众来信中的一段话，表达了成千上万人的共同感受。
保定东关大校场。空阔而寂寥。
校场，本指旧时操演或比武的场地，此处名副其实，且冠以“大”之称，一是面积大，二是名气大。清末，北洋军阀的鼻祖袁世凯为培植私势，鉴引西方列强先进的军事科学，
于此地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近代军事教育高等学府，初名保定东关大学堂，后改称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保定军官学校。当年，大校场上队列如云，枪刺如林，旗令如闪，喊声如雷；
蒋介石、叶挺、白崇禧、陈诚……几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皆在此挥汗，自此发祥。至二十年代初，因军阀混战，军校停办，渐至荒废。而今大校场周围一应建筑基本上荡然无存，只落下一片旷野，满目败草。
刘青山、张子善也算是中国当代史上的“名人”了，但他们要在此淌血，自此告终。
刑场荡荡。青天之下，黄土之上，并排摆放着两口通体紫红的松木棺材，异常刺目。
省委根据中央领导的有关指示，详细地研究了处决刘、张二犯之事，决定了几项措施，交待与行刑人员及善后单位执行：
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
二、殓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
三、二犯之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
四、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这些决议事先也对刘青山、张子善讲明。二犯听后，放声大哭。
两声枪响同时爆发，震彻长空大地。全保定市、全河北省、全中国都听到了。
穿透历史与现实之间近四十年的重重帷幕，这枪声至今仍回荡不息，振聋发聩!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当我们几个年轻人在狭窄昏暗的资料室里翻阅那些积压成堆、泛黄发霉的过去的报刊时，还会时时感到当年那股雄劲的风扑面而来，为年轻的充满朝气的共和国而激动。许多亲身经历过“三反”运动的老党员、老干部，至今对辛卯之冬，壬辰之春深深怀念，对那峥嵘岁月中发生的事件记忆犹新。
他们说——几个月的“三反”运动，使党的正气至少20年昌盛不衰!
李克才在谈到处决刘、张的意义和影响时，指出三点：
有功之臣犯罪一样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这首先是我们党革命严肃性的表现。正像当时社会各阶层人士所言，中国共产党对待自己队伍中出现的问题所持的严肃态度，是历史上任何正党和政府都很难做到的。这样做，极大地提高了党的政治威望，教育鼓舞了全国人民，使群众更加信任党，决心跟着党，努力建设好新中国。
成功地推动了“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挽救了一大批处在犯罪边缘上的党员干部，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向全体党员进行了一次生动实际的预防“糖弹”侵袭的反腐蚀教育和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教育，对提高整个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和改进机关作风，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干部队伍中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联系群众蔚然成风，腐败现象很少发生。
李克才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
当年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的一位老干部，解放前从事记者职业，对旧中国官场的种种黑暗腐败颇为了解。他回忆参加公审大会的情景，至今仍为当时的气氛，心情而激动不已。
他说——共产党真了不起!大伙儿真服!江山是坐定了!
民意可资，民心可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