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前

60年代的第二个寒冬，北京，共和国历史上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在这里举行。七千名干部聚集一堂，议论风发。刘少奇作报告，情理并重。林彪却弹出一串不和谐音。

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但更强调进取。当七千名干部纷纷踏上归程时，他们的心情已同进京的那一刻迥然不同了。

毛泽东认为，困难的形势已经走到了谷底

60年代第二个寒冬。北京。共和国历史上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将在这里举行。自1960年下半年工农业生产出现巨大、恶性滑坡以来，整个"大跃进"运动已经转换成一种在特殊条件下的非常规经济运行，这就是对挟持着沉重惯性的超速度经济巨轮实行急煞车，对实在高不可及的高指标进行调整。当年9月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显然带有迫不得已的性质。

但是，当时人们对于"紧急煞车"的看法并不相同。这不单反映在经济操作的技术性问题上，更涉及到人们的思想、政治乃至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上面。

一方面，党中央为纠正具体工作中"左"的错误，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指导下，大力恢复农业；加强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稳定、调剂市场供应。如在农业方面，中央于1960年11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于1961年3月和5月先后在广州和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60条")，在全国农村试行。《紧急指示信》和《农业六十条》的基本精神是，重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同时，要求坚决实行退赔政策；减少粮食征购，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规定适当的购销政策，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在最近二三年内应更多地把经济管理大权集中于中央和中央局，反对1958年以来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同时减少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要求1961年分别完成960万和1000万两项指标。并实行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恢复和发展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在稳定18类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同时，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以及增加流通渠道等措施。上述调整措施的出台，对扭转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具有积极作用。加上自然灾害的减轻，农业生产微露转机，1961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2.6%，基本保证了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但另一方面，在实施调整的过程中，又表现出决心不大，措施不力。例如，由于对1960年各项产值指标预计偏高，实际安排的1961年主要指标仍不符合实际。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当年计划，农业总产值为655亿元，工业总产值为 2310亿元，与核实后的上年确切产值相比,分别需增长58%和 40%，这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显然无实现的可能。

调整所以决心不大，措施不力，其根源在于全党对"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没有达到认识的统一。一些干部，甚至是党的高级干部，仍然缺乏实事求事地对待困难的态度。他们中有人认为，目前把困难看得过重了；有的虽认为需要调整，但惧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红旗"的错误；特别是1961年苏共22大召开后中苏两党分歧的表面化使党内思想复杂起来。一部分人不甘心，不服气，仍想大干超过英国；另一部分人则在困难面前产生怨气，要求追究责任。归纳起来，认识分歧主要表现在下述四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上：

一、对当前经济形势到底如何估计?

二、对过去几年的工作究竟怎样看待?

三、缺点错误由谁负责任?

四、有没有希望?

显然，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分歧需要加以统一。在规划渡过暂时困难后的建设方针时，这种全党的认识统一显得尤为必要。基于此，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有7000多人参加的扩大的工作会议，解决党内存在的认识分歧。

作为掌舵人的毛泽东，往往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他善于从战略高度提出问题，特别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更是如此。

1961年12月21日，也就是在中央为召开七千人大会作准备的工作会议上，由总书记邓小平向出席会议的各同志传达了毛泽东近来一些深思熟虑的看法：

一、关于形势到底是好是坏的问题。毛泽东说，他感觉去年前年心情不那么很愉快，究竟国内形势怎样? 做一个总分析，还是不错的。今年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六十条一搞，最近把队为基础更进一步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见效了。

二、关于对过去几年如何看。毛泽东认为，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有些缺点错误，我们也把它总结起来了，好的成功的、错误的统统总结起来了，就变成了财富。然后，我们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事情就会办好。

三、关于责任。毛泽东责成中央书记处将1958年北戴河会议以来的工作情况作一研究，中央书记处编了毛泽东讲话和中央指示两个本子，认为前者没有错误，后者毛病很多。毛泽东说，有些问题是部门、地方出的主意，为什么中央听呢? 他认为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

四、关于有没有希望的问题。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应该是有希望，是扎扎实实有希望，是真正有希望，毛主席的方法，他多次跟我们讲，就是不断革命，一个任务完成了就要提出新任务，要不然灰溜溜的。

毛泽东还提出，明年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方面，要大抓一年，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个头绪来，都要"跃进"。看得出来，毛泽东是乐观的。他并不想掩饰前几年的错误，但却希望全党同志务必明确起来，形势是好的，事业大有可为。在他看来，最大的困难时期已经渡过了，今后应当鼓气、振作。用他的话说就是，大抓一年，以求全国各行各业都有一个"跃进"。

其实，早在1961年8月二上庐山时，他关于整个形势已经"退到谷底正走向反面 "的想法即告形成。当时他说，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七千人大会前，这种想法与观感，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毛泽东的主导思想。

规模空前的工作会议

1962年 1月1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共7078人走进人民大会堂。这是建国以来中央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其代表的广泛性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对这次会议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会议的原设想，是讨论修改由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通过相应的决议，以便在"书面报告"的基础上，形成全党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成绩、经验和教训的认识统一，指导今后工作。但是，由于代表的广泛性，由于绝大部分代表来自基层，他们目睹了"大跃进"以来由于指导思想中发生错误，带给实际工作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困难，他们对许多经验教训有强烈的切身感受，期望有机会谈出看法，进行批评。

分组讨论于 1月12日开始。最初议题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上。关于分散主义的内容，代表提出，经济上主要是高指标，基建乱上马，搞得战线过长。具体表现是：留后手；搞铺张；打埋伏；盲目扩大城市人口；增加职工。此外，在政治上、思想理论上也有分散主义。如乱提口号，乱创理论，标新立异。在组织上，则表现为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甚至搞独立王国，对中央封锁消息，抗拒检查等等。

有人将分散主义的表现总结为八条：(1)各自为政，目无中央；(2)乱提口号，擅作主张；(3)破坏计划，不顾国法；(4)谎报封锁，风头至上；(5) 监守自盗，以邻为壑；(6)欺上压下，独断专行；(7)生活特殊，像个国王；(8)资本复辟，亡国亡党。关于分散主义的根源，很多人认为是体制上的问题，即在"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上处理不当。1957年以前，搞一长制，过分强调了"条条"，"块块"摸也摸不得；以后又提倡权力下放，"块块"的领导加强了，但权力下放太多，"条条"失去了作用。但更多的人认为，造成分散主义的原因，主要是主观方面也就是党的作风问题。例如有的人指出，目前我们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分散主义不是一般的个人主义，而是执政党内部那种"官大、权大、胆大"的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它同特殊阶层的萌芽有关。还有的人指出，分散主义源于党内生活不正常，一般党员不敢说真心话，主要是怕丢了党票，丢了官。过去确实有人因为讲了老实话，反映了真实情况，遭到无情打击，被开除党籍，送去劳改，甚至老婆、孩子也跟着遭殃。结果是一片噤若寒蝉，没有人敢于起来向不正确的东西斗争。从思想方法上说，目前缺少辩证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的人尖锐提出，反分散主义的重点，是在中央各部门和省一级。

随着对"书面报告"讨论的深入，关于"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经验教训，以及如何认识1959年庐山会议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等问题，便成为议论的焦点。在这些议论中，暴露了相当程度的认识分歧。

就原则而论，大多数代表对"三面红旗"还是肯定的。有些代表认为，"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因为：(1) "三面红旗"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产物，它的提出和形成是经过一个发展过程的，具有深刻的科学根据。(2) 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绩。(3) 在高举"三面红旗"的实践过程中，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逐步地规定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例如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等等。这些具体政策的逐步制订和形成，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公社，调动了全体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促进了总路线无限生命力的发挥。(4) "三面红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代的旗帜。对于它的意义，应该从整个历史时代的工作来估量，而不应该只从局部或者从短暂时间的工作来估量它。

但有的代表提出："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这些具体问题归纳起来共有七点：(1)跃进还是没有跃进以什么标准来衡量；(2)如果说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粮食、市场紧张；(3)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减产了，对大跃进怎样理解；(4) 高指标、大规划是不是执行路线的错误；(5)路线是正确的，为什么有些错误和缺点会形成全国性的；(6)有些事情大跃进了，有些并没有大跃进，怎样看才是正确的；(7) 现在工业调整，农业恢复，能不能说还在继续跃进；还有的代表提出，这几年工作是跃进了，农业五八年大跃进是肯定的，五九年、六○年粮食减产，牲畜死亡，群众积极性不高，跟农民说大跃进感到难以解释。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办快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是否要求这样改变生产关系。另一些代表有同样看法，认为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搞早了，搞快了，高级社时的生产关系并没有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一定非办公社不可。有的代表还提到大跃进没有标准，以致过去烧饭也要大跃进，将大跃进庸俗化了。

与此不同，有一部分代表认为，(书面)报告草稿中的指标讲得不响，不能完全反映跃进的速度，不能鼓舞人心，更好动员全民的干劲。他们提出，10年左右赶上英国的号召一定要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的指标一定要实现，绝不能打折扣，更不允许因为碰到困难，就想把主席的号召吹掉。有的代表提出，不应以目前国民经济处在调整时期的发展速度来看我们将来的发展速度。根据毛主席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跃进之后必有休整，休整之后必有跃进......所以说，当前一、二年的工业发展速度虽然较慢，但经调整之后，必将出现一个高速度的跃进局面，对超英赶美是完全有把握有信心的。他们还认为，全党在这次会议上对"三面红旗"要得到认识上的完全统一，并建议在书面报告中对目前仍然存在的对"三面红旗"的各种模糊认识，例如："总路线的实质是高速度"，"人民公社办早了"，"大跃进这面旗子可以不要"等，加以批判和澄清。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不是"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问题，而主要是在具体执行时数据不够。如指标要求过高过急，容易发生强迫命令；对某些好的典型强调过分过多，往往使下面不问具体条件，一轰而起，等等。还有人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虽有问题，不尽符合国内需要，可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必须争一口气，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

关于几年来所犯错误的表现形式，与会代表有比较统一的认识。下述几个方面的意见为集中：(1)高指标；(2)强迫命令；(3) 迷信小洋群，强迫"遍地开花"，"以土为主"，"愈土愈好"；(4)农轻重比例关系失调；(5)所有制变化过快；(6) 对技术革命作用估计过高，忽视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如某地提出"一天革一个命""创造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新工艺"的口号；(7)理论宣传的失误。如《人民日报》自 1958年以来发表很多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文章，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则起了动摇作用；报道了一些虚假的所谓高产卫星，助长了浮夸风和谎报成绩，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提倡唯心主义。还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社论。如"拔白旗"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学术批判同政治反修联系起来，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学术批判；如"厚今薄古"的口号，厚今可以，何必薄古；《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应全面解释"高速度与按比例"、"数量与质量"、"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8)对毛主席指示执行不力。但是，在挖掘犯错误的根源时，意见很不统一。有人认为，几年来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经验。但相当多的代表不同意这个说法。有些代表提出，不能把一切缺点错误都归结到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有苏联的经验，还有中国历史上的经验。如果说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在党的工作、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方面，就不能说没有经验。如果说在郑州会议、庐山会议前没有经验，在郑州会议、庐山会议主席已经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并且调整了指标之后，就不能说是没有经验。因此，没有经验，固然是产生某些缺点错误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一切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另一些代表认为，开始确实由于缺乏经验，当时形势大好，大家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对于各地出现的一些高产量、放卫星等经验，就轻易相信、急于学习和推广，但是后来在工作中受到损失，逐渐感到有些不对头的时候，由于党内强调反右，帽子很多，压力很大，以为自己风格不高，因此不敢如实反映情况，说假话当然不能归结为没有经验。一位代表诘问：这几年实际工作中出的毛病，能不能说成主要是没有经验? 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也都没有经验，都办得很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没有经验，为什么单在这几年发生这么大的问题?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短时间就丢掉了?

有代表指出，这几年经验教训关键在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斗争上。几年来认为右是主要的危险，认为"左"是革命的，右是立场问题，大家"谈右色变"光是以反右考虑问题，讨论工作，脱离实际。部分代表认为，这几年来所犯错误，应该划分为两段，即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前和之后。前段所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是由于建设经验不足，后段则不能说是经验不足，而主要是党内民主生活和干部精神状态不正常。庐山会议前，任务虽重，压力也有，但大家干得很起劲。但反右倾以后，情况大为改变，干群心情沉重，看风驶舵，摸上级的底，而不是按党的政策办事。有的代表尖锐提出，五九庐山会议前后，在全国范围内，究竟"左"倾是主要的，右倾是主要的? 需要弄清楚。庐山会议反右及其由此引起的全国反右倾、反瞒产、拔白旗，对地方工作，特别是人的思想发生重要影响，许多干部挨整、受处分，长期得不到平反、甄别。

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的发言不能不接触到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有的代表提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自己也不怀疑。但是，为什么实际上出了这么多问题，而且这么严重，这么普遍，造成这么大的困难? 有的同志指出，文件中把高指标作为主要教训，但高指标不是根本的而是派生的问题，根本问题是片面强调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另外有的同志认为，这几年我们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也不是高指标，而是主观主义以及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惩办主义的组织手段。高指标、命令主义、惩办主义都是由主观主义产生的。更有同志指出，这几年来为什么瞎指挥，为什么高指标，为什么脑子发热，为什么对许多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为什么自以为是，总的根源是对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认识上有错误，误认为生产力发展很快，误认为很快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与此有关的是，不尊重等价交换、按劳分配、价值法则，以及剥夺了同盟军--农民等等。有的代表以急切的心情提出，这次会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会开好了。

1 月的北京，正值朔风呼啸、滴水成冰的时节。然而，人大会堂中，各代表团住地却热气腾腾。人们高声谈论，畅抒己见，甚至面对面地展开争论。几年之中，人们曾登临高峰，也历经挫折，要说的话和要辨明的问题自然很多很多。

彭真对毛主席威信的评价

为了作好这次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央专门组织了报告起草委员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牵头，结合各地代表提出的意见，对报告进行修改。报告起草委员会共21人参加，除刘少奇外，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先念及各大区书记都是正式成员，可谓"群贤毕至"。或许是整个大会的热烈气氛引发了人们对问题作深一步的思考，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也变得不平静起来。

1 月17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对书面报告初稿进行修改。华东局书记柯庆施首先就大跃进的争论问题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要不要? 15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指标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他认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除了几种地区以外，还是可以的。粮食总产量6000亿斤不行，5000亿斤总还是可以的。他认为，华东区到1967年可完成4000亿斤粮的指标。否则就越看越没劲。

1 月18日，彭真发言。他说：会议和原来的设想不同了，实际上是要总结经验。六○年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五九年的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么多城市人口，农业上也有浮夸。60年提出八字方针是句空话......没有措施，指标下不来，调整不了......真正调整是去年庐山会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迟了一年。讲到这里，刘少奇插话说，关键是1959年庐山会议。就在不久前，刘在1961年12月工作会议上说过：庐山会议是个关键。那个时候搞调整就好了。庐山会议前半段是搞调整的，庐山会议的下半段否定了上半段。

彭真接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由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 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 食堂都是毛主席提的。邓小平在此插话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按：指中央书记处1961年12月16日写给主席和常委的报告)把我说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人人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要怕说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成的，是我和大家搞成的。彭真还表示：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大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在 1月19日举行的会议上，周恩来率先发言。他指出，我们是一步一步的退，是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理论上站不住。他坦率地说，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紧接着是陈伯达发言。他将问题转到昨天彭真发言上面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 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他提出，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彭真马上起而答辩，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21日，起草委员会继续会议。刘少奇首先发言。他认为，(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可以修改。4、5、8( 按指《纲要》规定不同地区粮食产量所要达到的指标)提法本身不大科学，农业方面确实有人有意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薄一波接着说，跃进的提法，不要随便提，正常情况不能跃进，只有在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时才能跃进，工业农业都是如此。邓小平认为，基数越大上去越困难，美国每年只能2%，苏联 12%就了不起啦，技术革命发生大变化才能跃进。彭真再次发言，认为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刘少奇最后提出：还是要提跃进，"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但对"大跃进"要有新的解释，要从历史时期看。至刘少奇的发言止，大家对问题的提法大致取得了共识。作为决策集体，人们意识到有必要以一种客观的、普遍能接受的结论统一全党的思想。但是，这一结论应当建立在实事求是甚至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因为毕竟1958年以来的教训太深刻也太沉重了，彭真所说不应文过饰非，其重要性也正在这里。起草委员会内的一番争论，特别是各分组讨论提出的尖锐意见，使党的领袖们认识更加明确起来，这就是错误一定要讲透，教训务必讲够，否则总结经验便流于形式，改正错误就没有保证。

一句话，讳疾忌医绝对是政治上的短视。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

本来，起草委员会在认真讨论之后，已形成了大会报告的修改稿。这个修改稿对几年来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作了深入分析，提出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公社工作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刮"共产风"，违反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过分强调建立完整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滋长；以及对建设事业发展要求过急，引起城市人口过量增加，造成各方面紧张等几个方面的错误。但是中央认为，有必要对书面报告做进一步的说明。于是，1月27日下午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常委，在全体大会上作口头报告。

刘少奇的讲话用时超过两小时。毛泽东在其中做了若干插话。整个报告更接近于实际，提到了一些重要看法。这些看法是：一、对当前经济困难的估计。讲话指出：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 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以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前，我们原来认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二、产生困难的原因。讲话说：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 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 ......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 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三、成绩与缺点的比重。讲话说：总的说来，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还可以这样讲。( 在此处，毛泽东插话说：这种地区也不少。) 在那些地区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四、关于人民公社。刘少奇实事求是地说：我和农民谈过话，农民对于初级社很高兴，谈起来眉飞色舞。可是谈到高级社就不那么高兴......。不办公社是不是更好一点?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问题是已经办起来了，还是应该逐步把它办好。......现在，人民公社只能搞这么多优点，再多的优点现在搞不成。但刘少奇又强调，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 五、关于所犯错误的性质。刘少奇重申了书面报告的说法：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多快好省本来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全部照着做，没有做好。

最后，口头报告对"三面红旗"提出了总看法："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在绝大多数与会者心中引起共鸣，认为它非常深刻透彻，把许多问题讲得一清二楚，解开了思想上很多疙瘩，感到心情舒畅。其中触动大家最深的，是口头报告中关于成绩与缺点比重的提法，即不能总是讲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而要看到实际的三七开。有的地方甚至更严重，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了。

口头报告在这样范围内公开上述说法，确是几年来最富于勇气和彻底性的一次。

林彪弹出一串不和谐音

正当大家继刘少奇讲话之后进一步检查本地区本部门几年中的缺点错误时，国防部长林彪于 1月29日作了一次大会发言。在这次发言之前，还有一段不得不交代的插曲。

事情发生在林彪讲话稿起草班子中。一些同志认为，叶群在讲话第四稿"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一语后面，坚持加上"和天才的结合"6 个字实属不妥，因为它有悖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会产生不良影响。但叶群立即将讨论情况通报了林彪。林支持叶的意见，竟说"不能提天才是修正主义观点"。进而操起他的老习惯，临上台前把讲稿弃之不用，自拉提纲，信口讲开去。林彪发言的主题是军事工作。但在开始部分以"党的工作"为题，谈了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整个基调是大事颂扬，肯定。他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譬如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不能有相反的作法，不鼓干劲的作法，不争上游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在议论缺点错误时，他提出了"付学费"的说法：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更引人注目的，是林彪下述说法：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些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显而易见，林彪这些话并非以深刻总结经验为出发点，而是话中有话，言有所指。在大多数人都对错误进行反思时，他偏要讲一番"中听"的话，以博得另一种反响，其用心真是良苦而不可测。这种作法很表明林氏的风格。早在 2年多前，他在庐山的中央常委会上，几乎是破口大骂彭德怀，就是出于一种十分晦暗的心理。结果，为其后一连串的升迁奠定了基础。林彪惯于弹弦外之音，在七千人大会上又一次作了"精彩"表演。

毛泽东作自我批评

林彪的讲话并未能改变当时大会的基调。毛泽东决心召开这次大规模会议，就是要请各地干部到北京"出气"，所谓"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他需要与会同志充分进行批评，讲出心里话，然后统一思想，为未来工作打开局面。

1月30日，毛泽东莅临大会作重要讲话。这一天，人民大会堂里春意盎然。7000多名干部翘首以待，希望能早一刻听到领袖那富有启迪心扉，拨动乾坤力量的恢宏之论。毛泽东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准时步上主席台。他步态轻松，面含微笑。瞬时，整个会堂中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毛泽东讲话了，他从这次会议的开法讲起。一如他往昔的风格，在谈笑自若、纵论古今中阐发自己的思想。毛泽东说，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这样，就能更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跃一些。毛泽东说，不采用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的方法，而是采用现在的方法，对总结12年来，特别是总结最近 4年的工作经验，是适宜的。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

接着，他引入了讲话的主题。他说，我们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但对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他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降到下级机关去工作......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 ?......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毛泽东说，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什么叫集中? 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叫做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了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虚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在讲到党委机关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特别是在领导班子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书记一人独断时，毛泽东讲了"霸王别姬"的故事。他说，项羽称作霸王，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而刘邦却"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结果刘邦胜利了，项羽失败了，这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不改，最后要垮台的，总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别姬"的典故在这里虽是一句笑谈，但却体现了毛泽东深刻的用意。1958年以来，各地独断专行、完全丢掉民主作风的事例很多。而这造成了干群之间极大的隔阂，也给整个工作带来了严重损害。讲到这里，毛泽东仍觉意犹未尽，于是现身说法，向与会的干部们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说，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许多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毛泽东说，去年 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毛泽东强调，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就会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

毛泽东这些言简意赅、深刻感人的话，使在座的干部们受到了深深的触动。听到主席作自我批评，有的人甚至当场落下泪来。然而，毛泽东此时更需要向全党同志阐明，是在大的挫折之后，如何看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以及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观察事物运动的规律--成绩与错误、前进与停顿、挫折与成功之间的辩证道理。

因此接下去毛泽东讲了一段极为著名的话。他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了盲目性，认识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了一个飞跃，到达了自由王国。

他又说：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法。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毛泽东接着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毛泽东认为，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主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

他说，头8年内(1949-1957年底)，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方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但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1958年，我们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

进而，毛泽东指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只有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显然，这掌声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在人们的思想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下，行动亦进退踌躇时，最需要的是给他们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指出光明的前途。并且，这种说理是生动的，贴近现实的，具有令人折服的魅力。这正是毛泽东作为领袖所特有的禀赋与才智。在中国革命众多的严重关头，往往经毛泽东一段高瞻远嘱的点化，形势立即就变得天朗气清，人也变得斗志倍增了。这的确是毛泽东伟大之所在。此外，进取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他藐视敌人，藐视困难的气概几乎伴随一生，直到晚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正如他几年后所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

全面而深刻的反省

毛泽东的讲话在与会者中反映强烈。不论党的高级干部还是来自基层的官员，都有难以安坐之感。从此至会议结束，出现了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

在下述问题上，人们作了较为深刻的反省：

一、工农业高指标发生在何时?

2月6日，华东局和前华东区协作委员会负责人在发言中说到：头脑最热的时期是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北戴河会议前后，首先是农业生产，1957年的估产就有点高，1958年麦收以后头脑更热，对亩产几千斤是相信的。1959年11月，华东协作区委员会估计全区当年产量是1680亿斤，提出1960年"最低限度"比上年增产20%，即达到 2000亿斤，每人1000斤粮食，要求2、3年内搞到每人1500-2000斤粮食......1960年10月华东局济南会议检查了山东农村工作，我们才真正清醒过来。由于农业上的高估产，以为粮食过关了，工业生产的指标也过高了......基本建设战线也就拉长了。

二、"第二次跃进"的起因。

2月1日下午某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发言中说：问题最大的是1959年底到1960年。农村中，急于过渡。砍掉私人养猪。高估产、高征购、大办食堂。养猪"万、千、百"运动。取消自留地。这段"共产风"刮得最厉害，瞎指挥也更多了。在工业上：一本帐、二本帐、三本帐、开门红、月月红、红到底、追上海"一天一个亿"(产值)......比例关系打破了。2月3日下午，福建省委负责人在发言中同样认为：1959年反右倾面搞得太大了，所以1960年就更"左"了，又发热了，错误缺点就出得更多了，有许多事情不按实际出发，搞了许多大办，损失就更大。如1960年5、6月的大搞煤铁战役，大办"五小"成群......本来我们已经由土到洋，已经有三明中型纲铁厂了，有一些小洋群了，不必再搞小土群了，但那时又大搞，这样一来，不仅影响了农业，计划也打乱了。上海市的领导人在发言中也承认，特别是1960年春天，由于第一季度"开门红"造成的假象，我们的头脑又热起来，搞了几个"大办"，钢铁煤炭的增产指标又安排得过高了，又过分地强调了"小土群"、"小洋群"，曾经要求有资源的专、县及少数公社立即开展年产千吨铁、万吨煤的运动，......给各省的压力很大，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统一安排。

三、高指标产生的影响及纠正的困难。

华东局负责人说：指标过高，带来不少问题。如影响到干部的作风，过多地搞计划外协作，影响国家的统一计划......回起想来，实际工作中已经出现了问题，如市场从1958年底就开始紧张，我们也有所察觉，以为是社办工业搞多了影响市场供应，只是要各地整顿社办工业，而没有追根到底，没有同高指标联系起来，因而每当中央、主席纠正高指标的错误时，我们一方面同意，一方面又怕退得太多，思想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又订出了较高的增产计划，使纠正这方面的缺点错误的时间拖延下来。

2月1日下午贵州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发言中说：问题开始发生在粮食产量上的浮夸。1959年该省粮食本来没有那么多，而估产则达到 160亿斤。在高估产的错误下，产生了高征购。1959年粮食征购33亿4千万斤，比正常年景下的征购数( 17亿斤左右)增加将近一倍。1960年春，召开的四级干部和党代表会上，粮食产量仍未落实，而且又吹起了一阵浮夸风。由于高估产、高征购，给农民留下的粮食已经很少了，而在某些地方又开展了反瞒产私分，结果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浮肿病、死人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四、产生错误的原因。

在各省委负责人的发言中，一般都讲到犯错误的主观原因，是主观主义、命令主义，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脱离群众，也有的提到缺乏经验。辽宁省委负责人作自我批评说：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性、片面性、盲目性，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认为，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对主席指示学习不够，领会不深。没有把握住主席的思想，顶住错误的东西，非马列主义的、反马列主义的东西。这是最深刻的教训。如果按着郑州会议、上海会议上主席的指示去做，现在的情况就好多了，许多错误可以避免......其次，我们有争先进、怕落后的思想。形势所逼急起直追，和人家争"版权"。有的提"几天革一个命"，我们就提"一天革几个命"。说"人家能办到的，我们为什么办不到"......有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而又把那些自以为正确的主观主义的东西变成行动，就必然带来强迫命令，施加压力。

广东省的负责人在2月3日的发言中说：在约两年的时间内，我们实际上是丢掉了党的两个优良传统：一是党内斗争治病救人，惩前毖后，运用批评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传统，出现了过火斗争；一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传统，而这两个恰恰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几年来丢掉了这两个传统，损失很大......但他认为1958年以来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省委沉不住气，有指标主义；不了解情况，官僚主义，但不是弄虚作假。省委的同志不懂生产，下去了解情况走马看花，只从计算穗粒来定产量，只看好的，不看坏的。在自己的主观上，感到上半年落后了，急于挽回广东名誉，提出"重夺上游"，是患得患失思想的表现。

五、关于"反倾向斗争"。

2月6日，某省省委负责人在发言中说：省委在几次反倾向斗争中，是犯有机械过火的错误的。第一次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没有严格区别党内党外的界线，在党内对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不适当地采取了机械过火的斗透斗臭的方法。特别是在这次反右派运动中，给一部分基层干部和工人、农民错误地戴上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第二次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将一些实事求是的好同志错误地反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第三次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机械过火更加严重。

第四次是1960年冬到1961年春纠正"五风"运动，不适当地把县一级作为整风重点。各县举行的四级干部整风会议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机械过火的斗争，省委工作队所在的县尤为严重......另外，省委当时对于农村阶级复辟的情况和阶级复辟对于党内的影响估计的过于严重了一些，--所以这次整风又伤害了一部分不应该伤害的好同志。

中南区湖南各组在讨论中提出，对干部情绪伤害最大的是整风整社运动和反右倾运动。反右倾以后，主要是发展了一股不敢讲话之风，影响了党内民主生活。整风整社运动，主要是伤害了很大一部分基层干部的感情。关于为什么发生过火斗争的原因，一位负责干部分析了如下 3点：(一)片面地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的经常的倾向是右倾保守；(二)混淆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实际工作问题这三者之间的界限......往往把思想问题和实际工作问题夸大为政治问题；(三)对毛主席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办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领会不够。但有的同志仍然尖锐地认为，导致过火斗争的原因是：(一)几年来都是认为右是主要危险，认为"左"是革命的，右是立场问题，大家"谈右色变"。光是从反右考虑问题，讨论工作，脱离实际。(二)几年来把两条道路的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混淆在一起了，把党内一些不同意见，也做为两条道路的问题斗争了。根本问题在这里，光说没有经验是不行的。

就60年代人们的实践水平和认识水平而言，上述这些批评与自我批评确是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无疑，它们为全党思想的统一和纠正错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如同人们无法穷尽真理一样，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初期实践的人们，也难免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带有很大的认识局限性，这种状况只有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才能逐渐得到改观。七千人大会前后的探索，作为人们向认识长河中真理部分的无限接近，是功不可没的。

尾 声

会议的最 后2天，分别由总书记邓小平和总理周恩来作报告。总书记的报告仍突出强调了党内坚持民主集中制问题，并把"坚持与否"、"完善与否"的意义提到关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总理的报告则细密地检查了国务院的工作，并实事求是地报告了国民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他提出精简机构，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8项克服眼前困难的办法，充满严谨务实的精神。

2月7日，7000名干部开始纷纷踏上归程。此时，他们的心情已同进京的那一刻迥然不同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和疑虑都先后释去，按照中央的方针，在挫折之中重新奋起，已成为大家共同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