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之始，可以说是一种半官方或非官方的行动，因为此时的邓小平，已不担任任何正式的职务。但真理最能征服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是有份量的，邓小平同志的巨大影响还在。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提出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尽管还没有正式的官方报道，但已经在人们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得风气之先的深圳人率先行动起来，根据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在神州的南方掀起了一股舆论冲击波。
《深圳特区报》从1 9 9 2 年2 月2 0 日到3 月6日，连续发表八篇猴年新春评论，掀起了第一股冲击波。
《扭住中心不放松》是新春评论之一，它利用深圳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有力地论证了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题思想。
1 0 多年前；深圳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边陲小镇，正是因为改革开放，狠抓了经济建设，才有了今天这样大的发展，才提前进入小康生活，才引起世人瞩目，被誉为"一夜城"。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生产大发展，并日益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才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样子。积数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全面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路线不能变，也不会变，至少要管1 0 0年，1 0 0 年以后，再让世人看看深圳，看看中国吧！
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我们是经受了考验的。1 9 8 9 年政治风波之后，国内外一些舆论曾经担心，中国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事实怎样呢？我们仍然以坦荡的胸怀向世界敞开大门，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一刻也没有放松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个中心不能变，变了，中国就会倒退，就会几亿人没饭吃，中国就会大乱，也会影响世界的安宁。我国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为什么社会更稳定了呢？说到底，就是"民以食为天"。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带来的必然是人心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总之，经济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
事实告诉人们，一些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政局倾刻发生了剧变，有的一下子就垮了，解体了，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没有搞好，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不出来，群众不满意。中国则大不一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一直抓住经济建设这个牛鼻子不放，致使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人心稳定，民族团结，可谓"风景这边独好"。当然，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经济发展距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差得很远，必须扭住中心不放松夹着尾巴向前跑，跑得再快一些。
其实，只要我们现实一点看问题，就会发现，当前我国社会各种矛盾的根源，都与经济这个基础有关，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把经济搞上去。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各种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总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和共同愿望，是由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是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所要求的，也是进一步打开外交局面和在国际上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所需要的。所有关心国家前途的人，都要十分关心经济建设。所有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或干扰这个中心。
评论最后豪迈地提出："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猴年新春的评论之二，则全面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加快发展经济的新思想，其标题即是《要搞快一点》。
风云变幻，机遇与挑战并存。十多年改革开放，航道已经开通。形势的发展，要求深圳要搞快一点，要求中国发展更快一些。就是说，改革开放的步伐要快一些，经济建设要上得快一些，经过若干年努力，带头将深圳建成社会主义的"香港"。
现在时机很好。我国的政治局面安定团结，长期稳定；经济上治理整顿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改革开放十多年来，高速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工作取得了经验，干部得到了锻炼，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社会承受能力也大为增强。
中国社会在现有条件下加快发展是有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要搞得快一点，关键是要有一种勇于进取的精神状态，有些同志躺在原来的有利条件上，悠然自得，不思进取，总以为人无我有，别人难以望尘。于是优哉游哉，慢慢腾腾，似乎已稳操胜券。须知，有利条件只是外部因素，能否搞快一点，要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良好的外部条件，应该成为促使我们加快发展步伐的催化剂，倘若陷入盲目性，有利条件便会成为前进的包袱。"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我们必须紧紧抓住难得的机遇，加快发展自己。
《要敢闯》是猴年新春评论之三。评论仍然以深圳的经验，论证了改革开放中要敢闯敢干的中心思想。
深圳的改革开放事业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要问，这里有什么经验？一句话，那就是敢闯。
敢闯，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敢于闯不合时宜的政策法规的"禁区"；敢于闯前人未曾涉及的"盲区"；敢于闯矛盾错综复杂令人望而却步的"难区"。最终闯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敢闯，就是要敢于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需要勇气的。实事求是地认识世界需要勇气。实事求是地改造世界更需要勇气。要敢于改造那些前人未曾改造过的世界，敢于揭示那些别人还未认识的规律。对那些现成的"定论"和框框，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就要求尊重客观事物的规律，科学地去闯，自觉地去闯。而不是盲闯、蛮闯、乱闯。我们要以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指导我们去闯。
敢闯，就不要怕犯错误。搞改革开放办特区，都是试验。试验，就必须敢闯。在闯的过程中，行差跛错在所难免。对了，放开；错了，纠正。无论成功或者失败，都是一种贡献。我们对错误的态度，就是及时纠正。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即改。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试验中，闯，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心底无私天地宽。只要出以公心，任何"禁区"、"盲区"、"难区"就都是我们闯的用武之地。
当然，闯，也要允许人家看。闯出成效来，看的人必然会逐步跟上来。这样才能造成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之势。
评论最后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闯，是人类进行曲的主旋律。前进的人门，闯吧！"
1 9 9 2 年2 月2 6 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猴年新春评论之四--《多干实事》。
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言行之间，行重于言。深圳发展这么快，有了这么多高楼大厦，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而是靠实干干出来的。
现在全国的大政方针已定，发展蓝图已经明确，关键是要真抓实干，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我们要把每件重大实事分层次、分单位、分个人，层层分解落实，务必干出实效。
多干实事，要求领导干部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为基层和群众多办实事，突破工作中的难点和"死角"，总结推广先进经验。
多干实事，就要谦虚谨慎，切不可有了一点成绩就忘乎所以，到处张扬，吹嘘自己。我们就只有这么一点家当，经济上还远不及亚洲"四小龙"，实在不值得自夸。尤其是报刊宣传要谨慎一些，不要盲目自夸，不要传播形式主义。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竞争，不容易。
评论的最后，一脸深沉地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从第五篇评论开始，《深圳特区报》的文章开始更多地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问题，从中华民族发展生存的高度来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有更深的思想性和独到的见解。
《两只手都要硬》这篇评论，讨论了改革开放与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的辩证关系。一足步则不行，一手操则不坚。走路要两条腿，抓工作要两只手。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大业中，要一只手抓改革开放，一只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
在我们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旧的体制已经或正在打破，新的体制尚未完善或有待配套，存在许多空隙和漏洞，这就给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这种情况带来了刑事犯罪活动的多发性、严重性、复杂性和斗争的长期性。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这种情况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手不硬。人们记得，8 0 年代初期，全国许多地方的刑事犯罪活动，曾搞得社会不得安宁。党和国家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开展了全国性的"严打"行动。数以十万计的犯罪分子受到法律制裁。"锄一害而众苗生，刑一恶而万民悦。"猖撅一时的犯罪活动得到遏止，社会秩序迅速好转，保障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全国人民拍手称快。事实证明，温吞水解决不了问题，严，才能治住，只要严，就能把所谓"冒险家的乐园"变成"冒险家的坟墓"。
警钟长鸣，除恶务尽。每一个坚定不移地抓改革开放的同志，都要同样坚定不移地抓打击犯罪活动。
《共产党能消灭腐败》则是针对那些对共产党搞好党风建设信心不足的人讲道理，坚定了人们对执政党的信心。
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今天，一些腐败现象沉渣泛起，人们对共产党能否消除腐败产生了疑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响亮地回答：共产党能消灭腐败。就其本质而言，共产党和一切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在实践上，共产党对一切腐败现象也是除恶务尽。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今天，社会上出现的腐败现象必然渗透到党内来。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索贿受贿等腐败现象，在党内已屡有发生。但是，月缺不改光。有5 0 0 0 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经受了考验，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瑕不掩玉却损玉。因此，尽管腐败现象只是支流，中国共产党对此也毫不手软，始终如一，坚决打击。不论他是什么人，有什么所谓背景，腐败犯罪都要依法严惩，直至处以极刑。眼前的现实正是这样，该杀的，公安局长照杀；该判的，法院院长照判；该抓的，省长市长照抓；"王子"犯法，照惩不贷。
共产党能消灭腐败，并不仅是因为出于执政地位的坚决，果断，更因为有人民群众的自觉参与和广泛支持。反腐败大得民心。事有得民心者，决心行之，是断无不成的。群众起来了，再狡猾的犯罪分子也要现形。这样，他们的命运，只能是过街之鼠，秋后之蝗了。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反腐败更要靠法制，法制靠得住些，能持久地坚持下去。现在，我们的法制建设不断得到加强，执法机制日益强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先后制定了惩治贪污贿赂，嫖娼卖淫，吸毒贩毒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健全了各级纪检、监察和公安司法机构；广泛进行了普法教育，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大为增强，反腐败斗争的经验也更加丰富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法制健全了，腐败分子就陷入了灭顶之灾。消灭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腐败现象，是一场长期
而艰巨的斗争。历史既已明证，今日又奏强音，只要"一要坚决，二要持久"，一以贯之地抓下去，就会"尽扫云阴放晓晴"。
《稳定是个大前提》，道尽稳定的大道理、小道理。
太平才能盛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特别是当今，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年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年代，尤其需要稳定。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一切改革措施都难以制定，更难于实施；经济建设也会步履蹒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设想，也只能保留在设想阶段。总之，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一切皆成泡影。
不疾痛不知康健之福，不离乱不知稳定之难。几十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十年内乱"造成十年浩劫，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造就了团结、稳定的局面，才使中国又呈现百业兴旺，国泰民安的景象。当前我们正朝着既定的目标迅跑，如果再乱，没有的不会再有，已有的也会失掉。今天的中国人应倍感稳定之可贵。
稳定是大局。我们都要以全局观念维护稳定。改革，必然涉及到人们权益的调整。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从全局出发，决策者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精心慎重决策，雇及社会的承受能力。执行部门要深入细致地做好工作，尤其是群众的思想工作，春风化雨，缓解矛盾，提高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广大干部群众都要以全局为重，勿以个人利害关系代替是非观念，做改革的倡进者、支持者。一旦出现事端，要及时化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邦乱则国衰，心乱则事废，家政国是，莫不如此。
无论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还是工作中的稳定、协调，都是为进求稳，稳中求进。稳定是相对的，发展是永恒的。稳定是为了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题。没有发展，也就没有长期的稳定。
《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道出了深圳人民的心声，也表达了全同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共同意志。近年，一些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发生剧变。有的舆论认为，中国也要变，变向资本主义。果真如此吗？
非也！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些国家之所以剧变，绝不是因为走了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没有走好，逐渐走上了歧途，最后走到了资本主义。
跟那些国家剧变后的惶惑、混乱的情况不同，今日中国是一片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景象。两种选择两重天，如果中国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4 0 多年，风雨沧桑。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经历过困难和挫折，也出现过大的失误。但无可否认，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用只占世界7 ％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 2 ％的人口，在国际舞台上，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今天，我们可以毫不犹豫他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对了！
如果说，在1 9 8 9 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中，有的人曾对社会主义有过这样那样的疑惑，那么，后来的发展已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所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动摇不得。动摇了，旗帜不鲜明，就不能领导人民前进，人民就会抛弃他。有的人不是在经济工作和改革开放上出问题，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上栽跟头。在这个问题上垮起来最容易。中国的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才有今天这个样子，垮起来也会是一夜之间啊！
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只能固守某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在探索中，需要不断改革。实行改革开放，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但资本主义这条道不能走。
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了。各地都有自己的创造。再有三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就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的方针、政策，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社会主义的路子越走越宽广。明天会更好。
《深圳特区报》的猴年新春八论刊出以后，激起了广泛的反响，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人们纷纷猜测，打听八论的后面究竟有些什么样的背景。因为照常理，一个地方性的报纸，没有一定的支持，是不能也不敢发此宏论的。
正当人们议论纷纷，不得要领之际，另一颗重磅弹又掉在南国大地上轰鸣，将这股舆论的冲击推向高潮。《深圳特区报》的猴年新春八评的最后一篇于3 月6 日刊出。3 月1 2 日《深圳商报》开始刊登八论敢闯的第一篇《为进一步解放思想鸣炮》，这样的安排也许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
八论敢闯围绕一个主题，从各个方面淋漓尽致地予以发挥，进一步将舆论引向改革开放、敢闯敢试的主题上去。
一论敢闯，从解放思想入手。认为，闯，必须以思想解放为先导。
思想解放之声，生发已非一日。没有思想的解放，就闯不出"两个凡是"的樊篱；就闯不出改革开放的今天。当前的问题是，我们的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解放思想，贵在无畏。不敢解放思想无非是三"怕"。怕"出风头"的流言；怕"搞资本主义"的帽子；怕闯关的重重险阻。说到底，是怕犯错误，怕丢乌纱帽。改革者就是要敢闯险阻，否则还叫什么改革者？要闯关，要改革，就可能偶有失误。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改了就是。何况出以公心，集思广益，还不一定犯错误。至于"乌纱"，本就是党和人民给的，是为人民开拓事业的杠杆。我们的时代，呼唤和厚待的恰恰是思想解放、勇于奉献的开拓者。倒是那些墨守陈规、庸庸碌碌、毫无建树者，应该担心"乌纱"落地。
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专挑别人毛病的人，历朝历代都有。有的更以"左视眼"来批评敢闯者的行为和业绩。怕此等议论而裹足不前，不是改革者的气魄。对此等流言、帽子，完全可以不争论，不理睬，让事实给其有益的教训。
二论敢闯，则对深圳的发展提出《快马再加鞭》的要求。
闯是英勇的行动，果敢的突破。快是闯的题中应有之义。
十多年前的深圳，是薄田、渔火的世界。正是一个"快"字，创出了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昔日的穷乡僻壤，崛起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在改革开放的征途上，深圳是昂首奔腾的一匹快马。然而，我们还要快马再加鞭，跑得再快些。这是时代对深圳的要求，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
快马再加鞭，就是要集中力量，迅速突破制约深圳当前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该用政策的用政策，该用法规的用法规，该闯的难关险隘绝不含糊，尽快使改革开放的措施更完善、更配套、更成熟。
快马再加鞭，就是要能高速度就高速度，加快深圳经济腾飞的进程，加速向多功能的国际性城市挺进。快马加鞭，鞭子要加在速度上，更要加在效益上。讲速度时重效益，讲效益时争速度。向速度低、效益差、没前途的企业"开刀"，鼎力扶持那些高速度，高效益的企业。
快马再加鞭，更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就能带动起一批产业的崛起。要为高新技术来深圳生根、开花、结果提供肥田沃土，为全面提高深圳劳动者的素质创造良好的条件，让科技和教育为深圳插上腾飞的翅膀。
快马再加鞭，就是要克服满足现状，左顾右盼，不思迈大步的心态，摒弃"小脚女人"作风，振奋精神，昂扬斗志；就是要树立更高目标，调动一切手段，抓住时机，发展经济，带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天地转，光阴迫。古往今来，有多少民族卧薪尝胆，因抓住机遇，迅速挺进而兴邦立国；又有多少仁人志士缓行几步，痛失良机，而英雄气尽扼腕兴叹。深圳，响鼓重锤，快马再加鞭！
三论敢闯火药味甚浓，涉及到"左"和右的敏感区域，标题道出了作者的鲜明态度倾向：《防右、更防"左"》。
闯，必须排除"左"、右干扰，方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的东西，其来也久矣，可谓根深蒂固。列宁就曾尖锐地批评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东西更屡呈汹汹之势。本来兴旺发达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如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干部、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经济，经"左"的东西一折腾，顷刻枝残叶败。因实事求是，勇于开拓而遭迫害，蒙冤屈的事例，更不胜枚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发扬。但是，"左"的东西仍时隐时现，时起时伏，从未销声匿迹。诸如"改革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多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形成的"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的糊涂观念，至今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并未破除，思想深处甚至仍把"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奉为座右铭，好像越"左"越革命。由此可见，"左"的根之深，蒂之固，非同一般。
与右相比，"左"更具有迷惑性和恐吓性。它涂着很"革命"的色彩，摒弃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么从本本到本本吓人，要么用大帽子整人。头脑不清醒者往往被其革命词藻所惑，放弃正确认识，甚至陷入"左"的狂热不能自拔。怯懦者，则常被其大帽子吓退，不敢跃身改革开放的大潮。"左"是改革开放的主要障碍。
实际上，右是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左"则是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反对马克思主义灵魂，用僵化的教条扼杀社会主义的生机。右，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丧失立国之本；"左"不仅反对改革开放，拉着社会倒退，堵死了强国之路，而且最终会葬送社会主义。"左"和右虽为"异曲"，但却"同工"。
"左"和右往往是同时存在，相伴而生，只不过有隐有现而已。所以，强调防"左"时也要注意防右，需要防右时也不能忽视防"左"。在排除"左"右干扰时，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不能以右反"左"，也不能以"左"反右。用错误去纠正错误，只能适得其反。当然，改革开放对我们来说是个新事物，还没有成熟的经验，需要在探索中前进，前进中探索。在怎样改革开放上，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对一些不同看法，不要轻易扣上"左"或右的帽子。
右的集中表现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对此绝不能手软。但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曾经长期受"左"的思想禁锢的大国，在改革开放方兴之时，需要不断深化和扩大之时，主要是防止"左"。
"左"，视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为异端，对改革中的敢闯者施戕扼，实在是闯的拦路猛虎。此一等"左"的东西不除，谁还敢闯？谁还能闯？
恶竹应须斩万竿，新松方能高千尺。防右更防"左"，闯的信心才会倍增，闯的步伐才能矫健！
四论敢闯有了更多的理性成份，认为《实事求是贵在"敢"》
闯，必以实事求是为准则。实事求是贵在"敢"。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已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反观现实却发现，不实事求是的现象仍屡见不鲜。有人面对必须变革的现实，闭目塞听，抱残守缺；有人忙碌于观风向，听风声，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推进改革；有人热衷于形式主义，空话、套话不绝口，致使改革开放的某些政策落而不实；有人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噤若寒蝉，发声不得。究其原因，皆由不实事求是使然。其中，有不愿者，有不能者，有不敢者。推其要者，为不敢。做到实事求是，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事求是四个字，包容着从实际出发，探求其规律，并进而改造世界的全过程。这就要敢于思前人之未思，言前人之未言，行前人之未行，纠前人之过错。没有"敢"的精神，"闯"的锐气，实事求是只能成为堂皇时髦的标签，安于现状的遁词。所以说，实事求是贵在"敢"。
五论敢闯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即《敢用他山之石》，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敢闯，要有打开国门走出去的魄力，更要有敢用他山之石的勇气。
敢用他山之石，就是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中对我有用的东西，这是对外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主义，无论作为学说还是制度，本质上都是开放的。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至今还没有，也不可能有封闭起来搞社会主义而成功的先例。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了较高的物质文明，以及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我们不能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该拿来的，都要敢于拿来。
资本主义的资金可以"拿来"。用资本主义国家的钱，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办企业，无论是合资还是独资，都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有益补充。资本上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可以"拿来"。科技原本就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商品经济的经验，包括某些政策、法规、法律，都可以"拿来"，结合我国的情况加以消化、改造、吸收。
为什么有人不敢大胆借用他山之石呢？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其实，许多所谓资本主义的东西，如市场，股票，证券等等，都是商品经济的伴生物。资本主义可以用来聚敛财富，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来发展经济。如果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无疑是作茧自缚。借鉴的过程中，不可能万无一失。对"拿来"的东西，应坚持"不争论"的原则，让实践去检验，汰劣存优。争论不休，只能贻误时机。因噎废食，重蹈关门主义覆辙，几十年后仍赶不上人家，那可真要动摇社会主义的根基了。
海纳百川方能成其大。敢闯的人们，完全应该理直气壮地，勇敢地拿来他山之石，去攻社会主义现代化之玉。
六论敢闯，提出了《险处敢登攀》的命题，认为，要改革，要探索，要力争经济建设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追赶发达国家，艰难险阻，都在意料之中。前进中的人们面对前进中的艰险，只能发扬英雄的气魄--"越是艰险越向前"！我们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绝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是一将功成万民乐。人民会支持我们。
当然，敢闯艰险，不意味着盲闯，蛮闯，而是学习知识，丰富智慧，认清险情，把握规律，科学地去闯，这样才能闯出胜利的坦途。
"杀出一条血路来"。1 1 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是这样要求深圳特区的。强音呼唤，激励着千千万万敢闯者投身特区建设。今天，这座生机勃勃的新城告诉人们，不畏艰险，勇于登攀，迎来的必定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无限风光！
七论敢闯，涉及的是如何去闯的问题。文章认为《胸怀大局才敢闯》。
站高望远，才能了然该闯什么，怎样去闯；心底无私，才会催发闯的勇气，闯的智慧。所以胸怀大局才敢闯。我们说的敢闯，是胸怀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大局，自主决策，主动进击的行为。在改革开放中，胸有社会主义发展大局的人，很容易从实践中找到闯的突破口和闯的措施，节节挺进，带动全局的最终胜利。改革，不可能有一个囊括方方面面的详尽规划，无法全部预测将会出现的问题。胸无大局者，只能等布置，等政策，不会也不能主动捕捉目标，寻找战机。只有胸有全局者，才会有勇于进取，敢闯敢干的精神，主动出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本世纪的最后8 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我们不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势必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危及社会的长治久安。时不我待。任何人都没有理由置国家、民族大局于不顾，为一己之利妨碍改革。不为浮云遮望眼，全局在胸勇者胜！
八论敢闯，则提出深圳敢闯的目标是向香港学习，借鉴香港的经验，再造一个社会主义的香港。其标题就是《借鉴香港互利共荣》，发表日期为4 月3 日。
经过深圳两家大报的舆论冲击，这股南国春潮终于北上，影响到全国的政治中枢--北京，再经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确认，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辐射到海外，形成了一股新的改革春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