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总书记变成了第二号"走资派"
将军楼里的"囚徒"走出了两条"邓小平小道"
工人们心目中的"老钳工"
子女心目中的慈父
第二次东山再起的转机
第一次的"落"与"起"
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第三次的"落"下政坛
第三次崛起的东方辉煌
１９７９年１月，邓小平曾幽默地对别人讲：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的确，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像邓小平这样"三起三落"的传奇经历是极为罕见的。
邓小平的两次沉浮发生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后来在回答外宾问他"最痛苦的是什么"时，邓小平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回到顶部>
党的总书记变成了第二号"走资派"
１９６６年５月是个不寻常的月份。全国各地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古老的北京，更显得黑云压城城欲摧。
５月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分别进行攻击和批判的基础上，根据林彪的指控，诬陷他们４人为"反党集团"，停止、撤销了"彭、罗、陆、杨"的领导职务。会议期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认为，已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必须批判、清洗这些人。林彪则于５月１８日作了杀气腾腾大讲政变历史的讲话。会议决定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姚文元等为委员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实权相当大，实际上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成员虽几经变动，但它却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指挥部。
面对危机四伏的紧张局面，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及邓小平心急如焚。特别是６月伊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党委、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后，许多学校很快掀起揪斗学校校长、教师的"斗黑帮"恶浪，而且势头不减，大有堤毁人亡之势。
怎么办？刘少奇、邓小平和有关负责人几经磋商，决定以中共北京新市委名义从６月４日开始，向北京各大专院校派进工作组，稳定首都局势。通常，派驻工作组这类事情，党中央领导人是完全有权决定的，陈伯达接管《人民日报》也是带领工作组去的。何况在我党的历史上，派出精干工作组去完成党的某项中心工作颇有收效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决定立刻乘飞机赶往杭州，听取住在那里的毛泽东的意见。见面后，没有更多寒暄，刘少奇、邓小平就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目前的局势。并恳请毛泽东返京主持工作，尽快平息风波，防止这股祸水泛滥成灾。
毛泽东脸色严肃，并不多言，只是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其实，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感到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思路上已与自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思忖再三说："我暂时先不回去，由你们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吧！"
刘少奇、邓小平回到北京，紧急召开各种会议，讨论怎样应付当前学校的混乱状态。大家认为：工作组还是要派，哪里出事，就往哪里派。电报请示毛泽东，他也复电表示同意。从６月５日起，北京各部委便纷纷向自己所属的大专院校派出工作组，局势总算平稳下来。
意想不到的是，６月８日，平静的邮电学院率先喊出"工作组滚出去！"的口号，赶走了工作组。各大、中学也相继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实际上，这是江青等人秘密串连，暗中操纵的结果。
刘少奇、邓小平意识到，维护工作组权威，是稳定混乱局势的关键。两人和在京政治局常委都表示了支持工作组的态度。６月１３日，党中央在批转中南局、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中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这种态度。在７月２２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陈伯达提出要从北大撤回工作组时，邓小平坚决地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这是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左"倾错误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所作的一次有力抗争。
然而，"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却惟恐天下不乱，或策划于密室，或煽风于基层，推波助澜，兴风作浪。毛泽东听了江青等人的诬告后，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８月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指责继续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
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抗"洪"不成，只好违心地作检讨。根据毛泽东意见，党中央撤销了工作组。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５０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张大字报虽然未点姓指名，但指控的问题严重得足以置人于绝境。
同年１０月，金秋季节的北京已是秋高气爽，然而，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的气温却居高不下。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
毛泽东气恼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然后，语调一转，不无幽默地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毛泽东、邓小平之间工作关系上的疏远，思想认识上的隔膜，表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见解上。
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随后又添加了一些违心之语。
毛泽东双眉舒展，他对邓小平的检讨表示满意，提议邓在"补过自新"之后，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几天后，他批评把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不好"，提出"要允许刘、邓革命"。
可是，林彪一伙却不依不饶，企图置刘少奇、邓小平于死地。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
曾是邓小平老部下的谢富治也在会上居心叵测地说："邓小平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３０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们过去做了许多工作）。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更是惟恐落后。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不断升级。
１１月８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乱世魔女聂元梓，又与另外１０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
１２月２５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５０００余人摇旗呐喊，在北京城区公然进行诬陷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宣传，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神圣的天安门城墙。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北京２０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８月５日，批斗刘少奇和批斗邓小平、陶铸的会议，分别在中南海内刘、邓、陶各家的庭院里进行。康生的妻子、"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临场指挥，安排录音、拍电影。这几个批斗会与同时在天安门举行的群众集会遥相呼应。
随着批斗"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不断升级，造反派们开列了邓小平的"十大罪状"：
１、作为党的总书记有擅权的行为；２、批判个人崇拜亵渎毛泽东的权威；３、在１９６１年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农业政策中提出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口号；４、１９６３年鼓吹要搞科学技术职称和学位；５、通过１９６１年的高教６０条"削弱党的领导作用"；６、反对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７、不同意毛主席对文化政策的批判；８、镇压北大"革命学生运动"；９、"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１０、留法以来就是桥牌迷，把他喜欢的桥牌伙伴用"专机"接到北京来。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上，"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被罗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邓小平则由于毛泽东出面干预，保留了党籍。从此，邓小平的形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隐退了。他和家人在中南海自己那冷清的庭院里默默地度日。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下旬的一天，邓小平怀着忧党、忧国、忧民的心情悄然惜别了北京，开始了江西的艰苦岁月，同行的有继母夏培根和妻子卓琳。没有子女送行。 <回到顶部>
将军楼里的"囚徒"走出了两条"邓小平小道"
在江西省会南昌市西南方向，有一片丘陵，因为地势较高，可远南昌城区，故被称作"望城岗"。附近有所绿树环抱的某军区步兵学校（"文革"开始不久步兵学校调离，校址由某炮团驻守）。在校园内，有一所二层小楼，人称"将军楼"。
将军楼的住户，迎来了在这里生活的第一天。邓小平起得很早，这也许是多年戎马生涯中养成的习惯吧。只见他披着上衣走下楼梯，然后穿过一楼客厅向楼外走去。在院子里，他伸开双臂，活动活动筋骨，就迈开脚步，快步地顺着院内的竹篱笆墙散起步来。大概是觉得在小院落里环绕散步，不如到院外去好，所以想到外边看看。突然，他往外走的脚步一下子停住，锐利的双眼落在院门口站岗的两名解放军战士身上。他看到了两双警惕的眼睛正望着自己。转过身来一看，戎装整齐的黄文华正站在楼门口，一双眼睛也在注视着自己。
此时此刻，邓小平明白，居住环境虽然幽静宜人，但他们仍然是"囚徒"，是住在将军楼里的"囚徒"。想到这里，邓小平转过身来，继续在院内散起步来，把所有注视他的目光远远地甩在身后。
邓小平有经常散步的习惯，但是，由于不得随意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的管理规定，他就只能在将军楼的院落里走动。天长日久，就在院里踩出了一个环形的平整小道。历史的见证人黄文华曾感慨地说："邓小平同志在这条小道上，来回走过千百次，他留下的足迹将使这里的人们永远怀念和他一起度过的那些岁月。"
每天早晨起来，邓小平总是径直走下楼，在院子里散步。特别是睡完午觉醒来，则必须围绕着院子走上几十圈，这种锻炼身体的方式，无论是冰天雪地的寒冬，还是烈日炎炎的酷夏，日复一日，从不间断。
他散步的姿势也很特别：头略低着，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作前后摆动，胸膛挺直，完全像一个斗士，决不是像一般人双手背后，悠然踱步。他迈动的步幅也很大，而且走得十分急促、敏捷，相当于行军的速度，决不是像常人散步时的四方步或八字步。
后来到邓小平身边生活的女儿毛毛，在回忆父亲散步的情形时说："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蓄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
作为邓小平夫妇的"管理秘书"，实际上的监护人黄文华，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中将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黄文华是一个连级干部，曾在江西省某军分区宣传科任干事，当过"文革"初期"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的教员。他是在回家探亲时被急电招到省军区报到的。受领监护和监管任务后，他确实感到过为难。不过，作为军人，他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务。
当天晚上，黄文华听说邓小平找自己有话谈，就来到二楼邓小平房间里，等他在客厅沙发里坐好，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讲："你就叫我老邓，不要叫别的，这样还自然。"黄文华答应了。这样就解决了当时他怎样称呼邓小平的问题。
邓小平夫妇又忙碌了几天，待生活用品准备大体就绪，就提出要去附近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黄文华来到修造厂，又详细地了解了工厂准备情况。
其实，在邓小平来江西以前，就有了邓小平夫妇到这家工厂"劳动改造"的安排，当时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兼保卫部长陈昌奉就曾专程到该厂交代了三项具体任务，通过"长期参加劳动，改造世界观"。
该厂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罗朋是广东人，曾在刘伯承、邓小平麾下工作过，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后来随军南下，全国解放后，担任过海南岛公安局局长，１９５６年上调公安部任某局副局长，１９５９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降职下放到江西省，"文革"初期，又被下放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任职。很显然，由罗朋这样的"老公安"、"老部下"来安排邓小平夫妇"劳动改造"的具体事宜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也许是为确保邓小平夫妇人身安全，也许是让罗朋"戴罪立功"，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
受领任务后，罗朋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具体布置迎接邓小平夫妇来厂劳动的各项准备工作。除了了解工厂职工思想情况，规定保密制度，整理厂容，撕去"打倒刘邓陶"标语、大字报以外，还决定把邓小平夫妇劳动地点定在老工人多、人员素质好的修理车间。车间主任陶端是厂党支部委员、老工人，执行任务很坚决、可靠。
了解完上述准备情况，黄文华又专程到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去请示邓小平夫妇现在能否去工厂劳动，获准后，他又赶回步校将军楼，面见邓小平。
邓小平又催促说："我离开北京到江西时，汪东兴找我谈过，让我来这里长期住下去，通过劳动搞点调查研究，改造思想，现在来了几天了，你看什么时候开始劳动？"当黄文华讲明天不下雨就可以去时，他连声说行。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９日上午，邓小平夫妇穿好了新做的劳动服，由黄文华陪着，走出步校大门，下了坡岗，沿着一条沙土大路，向拖拉机修造厂走去。
途经长途汽车站时，引起了等候汽车和过往行人的注意。他们虽然不敢走近观看，但却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确，一对老年夫妇身着劳动服，身后跟着名年轻军人，自然是引人注意。
这情景使监护人黄文华格外不安，因为他对邓小平夫妇的安全负有绝对责任。在当时动荡的年代里，如果邓小平来江西到拖拉机修造厂劳动的消息传开，不要说"造反派"前来揪斗，兴师问"罪"，就是在途中被群众围观也是很危险的事情。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罗朋。
罗朋做过公安工作，对安全问题十分敏感。从见到邓小平夫妇第一天起，更增强了他的这种责任感。作为老部下，看到老首长消瘦憔悴的面容，感到十分辛酸。但在当时，他也只能以默默的行动表示对邓小平夫妇的照顾。
邓小平夫妇来工厂的那一天，听完罗朋关于工厂情况的简明叙述，邓小平没有言语，不过，他对安排给他们的休息室表示满意，说了声"好"。
当他看到厂房周围和各车间里不仅没有大字报、标语，而且打扫得很干净时，用惊奇语气询问："这里没有红卫兵？"
罗朋答道："没有红卫兵，也没有造反派。这个工厂老工人占多数，都是农村来的，是很本分的工人。"听完回答，邓小平点点头，表示理解。而邓小平的问话，却引起了罗朋的深思。他想：邓小平、卓琳每天往来于步校和工厂之间，如果走大路，要绕个大弯，多走一里多路，特别是要经过长途汽车站。邓小平年已６５岁，"文革"初期遭受巨大冲击，心情极不愉快。如果在大路上再遭到些无理取闹的人胡搅蛮缠，势必给他以更大刺激。所以，得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随后，罗朋、陶端到工厂后院仔细观察，准备把厂区围墙开个小门，经过山坡和田埂，只需要２０分钟左右，走一公里，就可到达步校。经过黄文华同意，罗朋等带领工人做好门框，门上配了锁。又沿着西侧山坡修了条小路，铲除荆棘，移开乱石，加宽田垄，遇到坑坎就填满铲平。几天后，小道修好了。
从此，邓小平夫妇去工厂劳动方便多了，既节省行走时间，又避开了行人。这样，每天早晨７点４５分、中午１１点半，邓小平夫妇都在黄文华"陪同"下，走在这条新修的小路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小路变得平整、坚实。
不幸的是，一天中午从工厂回来时，走在小路上的邓小平脚下绊了一下，跌了一跤。对他这样一位６０多岁的老人来说，这一跤很重了。但是，邓小平没等别人上来搀扶，就马上自己站起来，拍了拍身上沾的土，顽强地一瘸一拐地走了回去。第二天，他没能到工厂劳动。
当工人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心里很不安。罗朋等又带领工人们把小路又修了一遍。他们实在不愿意这位不幸的老人再遭遇到什么不幸。
这条由工人们修整的，印满邓小平夫妇足迹的小路被称为又一条"邓小平小道"。它是邓小平夫妇含辛茹苦的记录，是工人们关心爱戴邓小平的历史见证。
这位将军楼里的"囚徒"，在"邓小平小道"上急速行走着。跌倒了，站起来，又跌倒，再站起来，"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回到顶部>
工人们心目中的"老钳工"
"邓小平来了"，这消息在修造厂里暗暗传递着，引起了工人们的惊奇和关切。但是，限于严格纪律，他们只能远望着或借故走到邓小平身边多看几眼。
修理车间主任陶端先是安排邓小平做比较轻一点的洗零件工作。安排卓琳在电工班，修理发动机的电线。邓小平二话没说，卷起袖子，把要擦洗的零部件放进盛着汽油的盆子里，一件件地擦洗起来。
过了一阵儿，陶端发现邓小平坐在小凳上总是弯着腰，心想，他年纪大，不宜久蹲，况且两只手有油，想轻松一下都不方便，便征询他的意见："你看图纸行吗？以后只要看看图纸就行了。"
邓小平面露难色，说："看图纸恐怕不行，线太细，看不清楚哟！"可是，当听到陶端问能不能干钳工活时，他高兴起来，马上说："这个要得，锉刀活可以出出汗，我还可能多活十年。"
经陶端安排，邓小平来到车间一个角落的新工作台前，看到各种新锉具，他很满意。顺手抄起一把锉刀，熟练地干起来。
站在一旁的陶端很惊奇，看着邓小平有板有眼地锉着，心想，工厂里恐怕还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了老邓这几下子呢。嘴上不禁赞叹道："老邓，你的锉刀活儿蛮结棍哩！"
看着邓小平侧耳询问，显然没有听懂的样子。陶端又解释说："蛮结棍是江西土话，就是说蛮不错的意思，你的钳工手艺有两下子呀！"
这次，邓小平听懂了，但他也只是笑了笑说："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当过钳工。我是个老钳工哩。不过，现在我的眼睛没有那时好。"
邓小平加工的第一种零件是轮胎螺栓，第二种零件是车厢门板。这两种零件加工、修整的工作量都很大，但邓小平加工得又快又好，竟一时出现了毛坯供应不上而停工待料的事情。这使工人们从心里感到敬佩。
有一天，工厂一位技术员来到车间。陶主任连忙上前说："老邓手头没活干了，怎么办？"技术员想了想说："让我和老邓一块儿试做一个丝攻绞手吧，这个活儿不重，可是锯锉的手脚很多，起码要两三个星期才能干完。"
随后，技术员从废料堆里找到一块料头，拿起毛坯，带着手弓锯，来到邓小平身边。听完技术员关于这种丝攻绞手作用、加工过程的详细说明，邓小平和善地说着："要得。"
两个人轮流地干起来。邓小平详细询问技术员简历，对他的特长不能很好发挥表示理解。技术员也主动把自己做的毛坯交给邓小平，请他指出来哪里不合格，哪里需要返工。
邓小平仔细看完后，并不说什么，只是根据设计要求认真加工毛坯。边锉边察看毛坯的尺寸和光滑程度，使它达到质量要求。
经过两个人密切配合，两星期以后，这种丝攻绞手工夹具终于制作成功了。它是由一个绞手主体，两个Ｘ型夹块和两个手柄组成，全部利用废料加工而成，使用起来可成倍地提高加工零件的工效。
当工人们为这种省力、节时、高效的工夹具做成而向邓小平表示祝贺时，他却谦虚地讲："是技术员的点子，应该表扬他。"
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２日，邓小平、卓琳照常顺着那条小道向工厂走去。黄文华也照例在后边跟着。
两位老人边走边想着心事。原来，小儿子飞飞（即邓质方）从山西插队的农村来江西探望父母，今天就要返回山西。看着小儿子长高了，晒黑了，身体强壮了，做父母的心里感到无限慰藉。
骨肉别离是很痛苦的，尤其是在当时那个"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纷乱年代，飞飞的远离怎能不令邓小平夫妇牵肠挂肚呢？按常理，邓小平、卓琳这一天可以不去工厂劳动，在家再同儿子叙叙亲情，或者再帮飞飞整顿一下行装。但是，邓小平很平静地表示："去吧！小飞那里有什么需要安置的？我们还得去劳动嘛！"
来到车间，邓小平像往常一样站在工作台前，双手紧握锉刀，来回地锉着。不一会儿，他突然额头上冒出大粒汗珠，眼前直冒金花，头脑中感到天旋地转，他一下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在车间另一个角落里干活的卓琳闻讯赶来，大家七手八脚地将邓小平搀扶到椅子上坐下。一个工人早已跑到工厂大门口传达室，告诉在那里的黄文华。听说邓小平晕倒在车间，黄文华也顿时紧张起来，忙问怎么回事。随即
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修理车间，看见坐在椅子上的邓小平面色苍白，便忙问卓琳："老邓这是怎么啦？老邓平时有什么病没有？"
听到问话，卓琳难过地说："平时倒没有什么大病，只是有低血糖病。"
这时，工厂领导罗朋恰巧有事外出，大家围在邓小平身边一时束手无策。还是卓琳有经验。她用手摸摸邓小平的头，看看他的眼睛，告诉黄文华，"给他冲点白糖水喝就会好一些。"
在电工班和卓琳一起干活关系很好的青年女工程红杏忙跑回家中，端来冲得很浓的白糖水。喝过白糖水，邓小平渐渐地清醒过来，脸色也略微好些。后来，工人们用拖拉机，把晕倒在车间的邓小平送回了住所。
据黄文华回忆：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江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对邓小平夫妇实行"监管"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不准任何人同邓小平单独接触"。
首先冲破这项"禁令"的是工厂的工人们。邓小平、卓琳在车间和工人们劳动过程中建立了越来越深的感情。工人们都想多接触、多照顾这两位老人。所以，就常常以代买东西、修理东西等借口来将军楼邓小平夫妇住处探望。
１９７０年６月８日，农历五月初五，这是邓小平夫妇到江西后的第一个端午节。按照习俗，过节前几天，家家户户就开始扎茨条、煮茶鸡蛋、包粽子。
这一天，和卓琳在一个电工组的青年女工程红杏，拿着在街上买的糯米和粽叶，来到将军楼，帮助卓琳包粽子。卓琳见到她，非常高兴。两个人先淘好糯米，配上赤豆。然后把粽叶叠成漏斗形，装上糯米，封上口，再用细麻绳扎紧。有时，包得不像粽子样，两人就大笑起来，笑完再重新包。
这时，邓小平在菜地里忙完走了进来，微笑着和程红杏打招呼。刚才程红杏进来时，看见邓小平正在自己开垦的菜地里种着蔬菜，心里就很惊奇，这样大的干部，自己还会种菜呀！
过不一会儿，正在做饭的邓小平继母准备把一碗变了味的菜汤倒掉。
程红杏也凑过去，用鼻子嗅了嗅，觉得变了味，也说不要吃了。邓小平知道后，微笑着说："煮开后，还能吃。"
这件小事使程红杏很受触动，一直铭记在心。不久，"老头真节约，连一碗馊了的菜汤都不肯倒掉"的佳话，就在工人们中间传开了。
陶端是车间主任，和邓小平又同在一个党小组。这位淳朴、厚道的老工人，一开始就主动关照邓小平的劳动，尽量帮助邓家做些事情。
有一次，邓小平用的脸盆底部漏个小眼，就用小棉球堵起来用，后来小眼变大了，邓小平就拿到车间去，请工人们给焊一下。工人们把脸盆焊好后，又点了点漆，陶端便亲自给送来。
看到陶端送来修好的脸盆，邓小平忙招呼他在客厅的大沙发上坐下。两人聊了起来。话题转到了工资上。陶端说："我们虽然工龄不短了，但工资十分低，孩子又多，生活十分困难。"
实际上，当时有关部门已停发邓小平夫妇的工资，只发给生活费。但邓小平不为所动，好像没有发生停发工资的事一样。对眼前这位老工人的叙述，他却格外关注。他心情沉重地说："这个事我知道，你们这一类工人都有家，有好几个孩子，工资很低，我都知道的。"
陶端看得出来，邓家生活也不宽裕，他们不仅自己种菜、养鸡，连碗变味的菜汤也舍不得扔，脸盆坏了还修理了再用。于是，他问：
"你每个月吃多少米，够不够吃？"
"够了，我每月吃粮２６斤，多吃一点蔬菜。什么蔬菜我都喜欢多吃一点。"
"你生活上还需要什么？"
邓小平坦率地说："我喜欢喝点米酒，有时自己也做点。"看到对方对自己会酿酒感到奇怪，他笑了笑又接着说："其实，做米酒很简单，也很容易做。先煮糯米饭，加点酒药，放点白糖，再用罐子装起来密封好，过几天就可以吃了。我现在喝的米酒都是我自己做的。"
陶端告诉邓小平："那好哇，酒药、糯米，我那里都很容易搞到，你要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就行。"邓小平笑着说："行呀，可以，可以。"
１９７７年７月，邓小平夫妇当年劳动过的工厂收到了邓家从北京发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邓榕执笔的这封信，表达了邓小平一家对工人们的深情厚谊："我们在你们厂的３年劳动、学习中，与广大工人和干部结下了深厚友谊，工人和干部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使我们感动难忘。"<回到顶部>
子女心目中的慈父
住进将军楼的第二天，一向沉默寡言的邓小平就向管理秘书黄文华提起子女的问题："我来时，汪东兴同志和我谈过，可以同自己的亲属通信……娃娃们在外地，我们很想他们。"坐在一旁的卓琳也提出能否让在陕西插队的邓榕先来南昌和家人会面，因为她还不知道三位老人已迁来南昌。黄文华听后表示理解，答应马上向上级反映，争取尽快解决。
可是，一等就到了１９６９年１２月初，邓榕还是没有来。邓小平、卓琳又向黄文华提出，能否让大女儿邓林先来？邓小平还解释：邓林所在学校只有１００多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是个目标。卓琳接过话头说："听邓林讲，每次学校去新的军代表，都要找她谈一次话，让她写一次交代材料，真是交代得没个完。"言谈之中，两位老人想尽微薄之力保护子女之情之意无不浸透其中。
１２月末，姗姗来迟的答复传到了将军楼：子女可以来，但江西省革委会不出证明联系。很清楚，这是一种不赞成。卓琳听了，格外难过，她哽咽着说："孩子们受我们影响，在运动中受了很大的刺激和打击，没有证明联系，孩子们可怎么来呀？"邓小平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默默无言。
有一次，邓小平和黄文华交谈时，不无惆怅地说："我这里的生活是很单调的，想写信给中央，能否让两个小孩靠近我们？现在看来不行就算了，娃娃们不在身边，真有点想他们。"
看着对方的年轻的脸庞，邓小平深深吸了一大口烟，面带苦涩地微笑说："你年纪还轻，还没到年龄，到了我们这么大岁数也会有这种感觉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１９７０年春节前夕，邓榕由陕西来到南昌，这真是喜从天降！邓榕排行老四，长得漂亮，聪明活泼，性格开朗，喜爱唱歌。来那天，一走近将军楼，老远就跑着叫爹爹、妈妈，当她一下子扑到邓小平怀抱里时，一向不善于感情流露的邓小平双眼迸放着慈爱、喜悦的光芒，父女久别重逢的这番情景，真是感人至深。
此后，孤零零、冷清清的将军楼里，不时响起清脆响亮的歌声。有时，邓榕在楼下房间里唱歌，唱后还要高声询问在楼上看书的邓小平："爹爹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她又问："唱得好不好听？""好听，好听。"于是，歌声更加动听地响起来。如果听不见邓小平的答复，她就一定要再高声追问，直到父亲有了明确的答复为止。每当邓小平劳动归来，未进家门，先闻歌声。女儿听到父亲由远而近的脚步声，便连蹦带跳地从屋里跑出来迎接。看到父亲一脸倦容，就甜甜地亲亲父亲的额头，邓小平满身劳累，顿时消退，脸上露出快慰的微笑。
邓小平夫妇更高兴的是二女儿邓楠和男朋友张宏的到来。张宏身材魁梧，一表人材，邓小平、卓琳见了十分喜欢。在那样动乱的岁月，有人敢爱"第二号走资派"的女儿，这是对两位老人多大的宽慰啊！
１９７１年冬天，邓小平夫妇为邓楠、张宏举办了十分简朴的婚礼。那一天，将军楼内外笑声不断，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喜庆气氛。看着子女们在困境中得到锻炼，如此豁达、乐观，而且长大成人了，邓小平脸上绽开了笑容。
邓楠怀孕临产时，她准备在父母身边生养，并希望张宏母亲同往。老婆婆心想，我一个乡下老太婆，亲家毕竟是当过"大官"的，去那能合适吗？经邓楠再三动员，才前往南昌市。
没想到，刚一见到邓小平时，张宏母亲的拘束感就消失了不少。邓小平很和气地对她说："我们是革命家庭，没有什么规矩，你随便些，想吃什么就请随便做好了。"
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孩儿。有一天，邓小平坐在将军楼门前，怀抱着小外孙女合影。小家伙的眼睛怎么也不看前方。邓小平一边用手逗着，一边嘴里叨念着。无奈，小外孙女就是不往前看，"咔嚓"一声，照相机里留下了一张珍贵照片：邓小平身着棉衣，头戴圆帽，怀抱小孙女，看到隔代孩子的出生，他心里涌起难得的快慰。
邓质方，小名飞飞，是邓小平夫妇的二儿子，也是５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读中学时，他就爱好搞无线电，头脑很聪明。"文化大革命"初期，到山西插队。１９７０年，他也前来南昌探望年迈的父母。小儿子的到来，使邓小平夫妇心里感到十分喜悦。当天晚上，父子俩畅谈到深夜。从社会讲到家庭，从学习讲到生活，飞飞带来的许多外界新闻，邓小平听了感到很是忧虑。他已经看到，"文化大革命"发展越来越偏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连毛泽东本人也难以驾驭了。
最令邓小平夫妇惦念的是大儿子邓朴方。他们知道，这个出生在太行山区，由老战友刘伯承起名"朴方"的儿子，从小学业就很好，"文化大革命"前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受"第二号走资派"问题的株连，于１９６８年被聂元梓等开除出党，受迫害致残。更使两位老人牵肠挂肚的是：邓朴方住院治疗期间，身边却没任何家人护理。后来从亲属来信中得知，邓朴方已被撵出医院，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当时，他身体已十分衰弱，胸以下肢体瘫痪、时常高烧。儿子的不幸遭遇，令两位老人十分悲痛，他们的心几乎都被揉碎了。
恰巧这时中办和江西省革委会在商量怎样护理邓朴方的问题。邓小平及时致信党中央，表明要把大儿子接来自己照顾的愿望，获准后，邓朴方得以前来南昌。和妹妹跳跃着扑到父母怀中所不同的是，邓朴方是坐着手摇车来到父母跟前的。
晚上，邓小平夫妇帮助儿子洗澡。邓小平手拿热毛巾一遍又一遍地擦抚儿子的肌肤，还仔细地询问着病情。儿子双手张扬着，一边比划一边告诉父母："从胸口往下，都不是我的了，我成了半截啦。"听到这些话，两位老人难过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江西南昌被称为"三大火炉"之一，邓朴方每天都需要洗澡、翻身。这些沉重的护理工作，便由邓小平主动承担下来。他先把澡水烧好，再组织全家人帮忙，把很胖的邓朴方抬进洗澡间。在热腾腾的蒸气中，他一丝不苟地给儿子擦胸搓背，还得耐心地听从儿子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指挥。
邓朴方平稳地坐着，面对父母及家人平静地讲述着自己欲见亲人的痛苦往事："一天清晨，我起床后吃力地挪动着瘫痪的身躯，坐进手摇车里，没跟任何人讲，就一个人悄悄地摇出了救济院。我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住，还想到中南海去找你们。我用力地摇着手摇车，和太阳比赛，沿着柏油马路，直向北京城。凭着双手力量，我摇了几十里路，终于来到了中南海西门。坐在车里，我在西门外的马路旁，静静地向中南海望着，一望就是几个小时。我想，也许能望见父母，或者望见那些从小就熟悉的伯伯、叔叔们，总之，我是多么想见到亲人啊！"
邓朴方的话，深深地打动着邓小平夫妇的心。为了不使邓朴方在家中寂寞，邓小平经常考虑怎样给他找点事做，丰富他的生活内容，在精神上给他以安慰。
有一次，邓小平在车间里主动问车间主任陶端："厂里有没有修理电动机方面的工作？"回答说没有。邓小平又问："有没有无线电技术方面的或者收音机修理方面的事情可干？"陶端想遍了厂里的种种工作，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事可做。邓小平告诉陶端：儿子邓朴方在家里闲着，能给他找点这方面的活儿干就好了。他得知厂里确实没有这方面的活儿，仍抱着一线希望，第三次开口询问陶端："你家里有没有收音机呀？让孩子修理一下也好，这也使他不至于整天躺在床上闷得慌。"看到对方因生活拮据，没有收音机，当然也无法拿来修理时，邓小平理解地点了点头，便不再提这件事了。为儿子的一点小事接连开口相求，对邓小平来说是不多的。<回到顶部>
第二次东山再起的转机
邓小平夫妇来江西劳动、生活已经半年多了，江西省革委会有关负责人告诉黄文华：要了解一下他们的劳动思想情况。接受这个指示后，黄文华颇感为难，脑海中浮现出第一次要邓小平汇报思想的情景：
那是邓小平夫妇来江西一个月后，"上边"急于要邓小平写出劳动和学习的心得体会。实际上是想了解他的"思想动向"，看看他"认识错误"的态度。当黄文华及时转告这个意见后，他没有多说话，只是讲句"我准备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的话，就转身走开了。
很显然，如果这一次再用第一次的办法，还是不会收到良好效果。所以黄文华便用谦虚、热情的口吻询问："您来这里以后劳动习惯吗？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忙？您对我的工作有什么批评意见？"等等。
邓小平坐在沙发上，一边吸着烟，一边望着黄文华，平心静气地听着。待对方说完后，他动情地说："在工厂参加劳动，领导和工人对我们很好。我们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像我们干的活儿都很难找。工人们问我们在这里还要呆多久，我说，还不到一年嘛，其他的话我也不好同他们多说……"
他停顿了一会儿，环视了一下房间，回味着平日清淡的生活，不以为然地说："生活上嘛，自从供应改变了以后（指中办把每月发工资改为发生活费），已经慢慢地适应了，节约点就是嘛！过去喝茶，现在不喝了嘛！过去光烟酒就花一百多元呢！"
这时，卓琳在一旁插话，希望江西省有关部门照顾一下，让子女前来和与亲戚通信，黄文华当即表示，一定要尽力而为。
邓小平用手指了一下房内的书架，继续说："我现在主要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身份参加劳动，活动活动也感到舒服，再就是看看书。"他又看了一眼书架上的《毛泽东选集》说："《毛选》我看过多少遍了，现在有时还翻一翻，至于过去的问题，早就谈过了。现在来江西劳动，今后是不是能干点什么。干什么？完全听党中央、毛主席的，由党中央来安排。当然喽，你们也必须听党中央的嘛！"随后，他又讲了一些想念子女，希望给予适当照顾的话，最后又讲："你有什么，也给我们提嘛！"
１９７０年５月，当时担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等职务的程鬃来到将军楼。他曾写过《在林彪副主席家做客》的文章，并根据一些人意见，在以１９２７年井冈山朱德、毛泽东会师为题材的油画《伟大的会师》中，把林彪作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加以大肆吹捧。
没等黄文华汇报完，程鬃就径直向楼上走去。按以往惯例，来人要见邓小平先得经黄文华同意，然后由他上楼去征求邓小平同意才见面。可是程鬃倚恃自己位高权重，不管什么惯例，说话之间就上了楼，所以，黄文华只好抢先几步上楼带路。
黄文华一一介绍后，邓小平仅是抬起头看了看对方，没作任何表示。
程鬃自命不凡，对邓小平的举动十分不满，开口第一句话就很硬："你来江西劳动七八个月了，觉得怎么样，有什么体会？"
对方傲慢无礼的态度，使邓小平心中充满不悦，他不动声色地回答："我昨天给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给毛主席，我的全部情况都在信里讲得很清楚了。"
不卑不亢，不软不硬，一句话就把程鬃顶了回来。他暗自掂量了一下，知道自己远不是邓小平的对手。于是，他改换话题，讲起自己１９６７年以来主持江西工作的情况，介绍江西省三年来的"大好形势"，以及对今后"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乐观态度。
程鬃一个人喋喋不休地讲着，邓小平不反对也不附和，没有表态，只是端坐在沙发上，两眼直视着前方。程鬃心中很不是滋味，又转换话题聊家常："你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吗？我可以帮助解决，你尽管讲好了。"
邓小平依旧是神态安然，语气如常："我的意见在昨天的信里已经通过中办主任汪东兴向毛主席汇报了。"说完，只管凝思养神，不再理这位不速之客。
这次会面，在邓小平心中留下深深的记忆。１９７２年１１月他在听取江西省清江县汇报时说："两年前程鬃给我讲过江西形势如何大好，我看完全是吹牛的。"
此后，程鬃又到将军楼来过两次，不过，他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来时态度不再傲慢，谈话内容也只限谈家常而不谈政治了。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叛逃事件败露以后，拖拉机修配厂也于１１月初向全厂职工传达了中共中央通知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邓小平和卓琳以普通职工身份听了传达。
会场设在简陋的职工食堂。邓小平、卓琳坐在１００多名职工中间。主持会议的罗朋站起身招呼着："老邓啊，你耳朵听不清楚，和卓琳坐在前面吧。"邓小平点点头，邓小平表情平静，镇定自若，自始至终没离开座位，也没和别人交谈。
根据车间主任的建议，邓小平听了一会儿工人的分组讨论，就带着文件回到将军楼。邓小平子女们急于知道父母所听文件的内容，因黄文华在场，卓琳便把邓榕拉到厨房，用手指在她手心写下"林彪死了"四个字。待全家聚在一起听卓琳讲述文件内容时，邓小平也显得很兴奋，但是他只说了８个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一句话，道出了邓小平对林彪集团祸国殃民罪行的深恶痛绝。这天晚上，邓小平全家十分高兴地坐在一起打扑克，直到深夜。
随后，邓小平用一个下午两个晚上的时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达数千字的信。信写完后经黄文华转给江西省革委会，再转毛泽东、党中央。
时隔９个月，邓小平第四次和全厂职工听了林彪、陈伯达历史罪证材料的传达后，心里仍很不平静。他拿过文件认真阅读起来，对重点地方反复琢磨着，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过去觉得林彪很会打仗，虽然不是每仗必胜，但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也许是个长处。可是，仅我知道的，他在历史上就犯过两个错误，一次是长征途中搞秘密串连，要改换遵义会议后领导军事工作的毛泽东等人。二是抗美援朝时拒绝领兵去朝鲜作战。实际上，他是怕美国，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自我批评的气氛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
邓小平点了支烟，在袅袅升起的烟雾中，继续他的思考：全国解放以后，我从林彪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忌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他说刘伯承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当时我就讲，没有那么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对此，林彪很不高兴。
陈伯达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对他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他会写但也忌妒别人能写，从没听他说自己在哪件事上搞错了。
邓小平回忆着，思索着，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就林彪、陈伯达的问题再次上书毛泽东和党中央。于是他大步走回房间，摊开纸，行云流水地写起来：
……如果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尽管人民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但是这要经过多长时间痛苦的历史反复啊！
夜幕已经降临，寂静的小院显得格外冷清，邓小平举头眺望窗外，只见昏黑的夜空中越来越多的星星眨亮了眼睛。他低下头，思忖了一下，又飞快地写下去：
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
这时，邓小平又想起了多年来了解自己的毛泽东，想起了林彪、陈伯达要置他于死地时毛泽东坚决保护的态度，想到国家目前的混乱局面，一种强烈的革命责任感驱使着他，他要用笔下的文字告诉毛泽东：
自己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６年多了，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６８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和第一封信一样，这封数千字的长信写完后，通过江西省机要渠道转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邓小平。当看到邓小平１９７１年１１月份的那封长信时，毛泽东的反应是积极的，在１９７２年１月出席陈毅追悼会上讲邓小平问题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次，毛泽东直接在信上批写了关于邓小平历史功劳的一段话，并强调："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讲一遍。"这预示着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国的政治局势将出现一个重要转机。<回到顶部>
第一次的"落"与"起"
１９７１年秋天，林彪仓皇出逃，叛党叛国，直至机毁人亡。此后，邓小平先后两次致信党中央、毛泽东，揭发批判林彪集团，同时又提出到江西省老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的要求。获准后，他和卓琳一起于１９７２年１１月中旬，先后走访了吉安、永新、宁冈、井冈山、泰和等县市。在这片热土上，人们到处传递着邓小平在革命老区的消息，猜测着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时间。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５日，邓小平夫妇又开始了历时１０天的赣南中央苏区之行。赣南是邓小平在战争年代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这次他故地重游，感慨万千。８日早晨，邓小平在当地负责同志陪同下来到原苏区中共会昌县委旧址。８日下午，邓小平又来到当年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县。瑞金县的同志满怀深情地对这位还戴着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令他感动，使他追忆起那艰苦又难忘的苏区斗争岁月：
１９３１年７月，邓小平离开上海，经广东、福建，于８月到达瑞金，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在瑞金就任的１０个多月中，他住民房、祠堂、庙宇，身着粗布衣裳，和群众同吃同住。有一次，他和几个人在一起吃红薯，有的人要剥皮吃，邓小平不同意，他风趣地说："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雨打，丢了太可惜。"
邓小平凭着干练、果断、务实的工作作风，深入细致地进行工作，使瑞金县的各项工作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他主持县委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很快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１９３２年５月，邓小平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两个月后，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成立，他又出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三作战分区政委。因为会、寻、安三县为新区，这样，邓小平就又担负起在新区开拓新局面的重任。
正当邓小平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大显身手之时，一场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风潮，铺天盖地地向他压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邓、毛、谢、古"事件。
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２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发出一封指示信，指责三个县的党、团组织犯了"与罗明路线及单纯防御路线相同的机会主义"错误。身为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看到这封信，心里沉甸甸的，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自从年初"左"倾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等在苏区的正确主张，并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临时中央还派出代表到各苏区开展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排挤和打击抵制"左"倾路线的领导同志，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就是因此被视为"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受撤职处分等各种打击，这种斗争继续扩大，气势不减。
邓小平看着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信中说，邓小平主持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随后，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以反对"罗明路线"为题，点了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个人的名字，称他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
邓小平内心很清楚，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是想通过打击邓、毛、谢、古，来进一步打击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人。
３月底，临时中央负责人亲自主持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会议还通过了决议。会后，邓小平被撤销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４棧翟缕诩洌岢?左"倾错误路线的临时中央负责人，继续组织对邓、毛、谢、古四个人的斗争。但是，邓小平没有在错误路线面前妥协，他"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
第一次"检查"送上去了，坚持"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所以，必须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活动的全部"。
第二次"检查"又送上去了，仍然不能使那些领导人满意。在由这些领导人主持的中共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地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还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进一步"揭发"自己的错误，"再不允许有任何的掩藏"。
对此，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所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
这时，邓小平担任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了，被下派到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当巡视员。到乐安工作未满１０天，又责令他回到省委，据说原因是因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
有一次，他被叫到一间屋子里，有人挥舞着拳头，拍打着桌子，大声地对邓小平喊叫："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是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都没承认，现令你向党写第四份申明书，假如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
邓小平强压住心中的闷火，他站起身来，坚定地表示："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用党性来保证负责，现在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此后，隔几天他都被逼问一次，但对方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
几天以后，邓小平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但是，他始终没有向"左"倾错误路线屈服，直至最后他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担任总政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这项工作，邓小平一直做到红军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其实，在这次遭受"左"倾错误路线的无情打击之前，邓小平就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１９２９年底，他作为中央代表赴广西，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起义后的部队遭到挫折，余部辗转到达中央苏区，而他奉命到上海向党中央去汇报工作，并起草了洋洋一万多字的《七军工作报告》。然而，半年时间过去了，当时的党中央竟然根本没有听邓小平的工作汇报。他住在上海，只是每月从交通员那里领取一些生活费。他同中央的关系，也仅是交通员隔段时间来看他一下而已。邓小平并不知道，此时，坚持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已向红七军前委发出了严厉批评的指示信。显然，邓小平已被"打入冷宫"。他向党中央提出请求，要回红七军工作，答复是没有交通联络，他又请求到中央苏区工作，最后总算获准。
毛泽东于１９３４年夏天在自己经常途经和居住的会昌写过一首著名的词《清平乐坊岵罚渲杏?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词句，毛泽东自己讲，这是在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境郁闷的景况下写的。同样，会昌给邓小平的印象也是极为深刻的。在此地，他曾因坚持正确主张而受到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错误打击。这件事，连毛泽东到晚年都记忆犹新。
但是，邓小平对这些打击都漠然置之，都以伟大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予以对待。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提出让邓小平到前方需要的地方去，不久他去了红一军团，先后任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由一"落"开始了一"起"。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阻挠，邓小平虽被党中央、毛泽东委以重任，但工作处境却很艰难。他主要分管的外事工作，也屡受江青等人的干扰。
１９７４年３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部提出的建议：由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其实，这一世人瞩目的决策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外交部的提议无疑是执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但是，江青坚决反对，使得这次会议议而未决。第二天，周恩来明确表态：他在外交部送审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政治局委员们传阅。江青看到这个批件非常恼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来提交的报告。
随后，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出席联大会议的人选，结果，除江青一人外，其他委员均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对此，江青大闹政治局，把十分严肃的会议搅得很乱。毛泽东在会后得知江青的表现，十分不满，他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这才使江青收敛了嚣张气焰。
４月６日，周恩来抱病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由于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多数委员也前来送行。机场上彩旗飘扬，数千名群众载歌载舞，热烈欢送。
４月１０日，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以及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激起了与会会员国的强烈反应，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与会期间，邓小平会见了许多国家代表团团长。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而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４月１９日，邓小平圆满结束了出席特别会议的使命，率团载誉而归。周恩来再次来到首都机场，政治局委员们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来到机场。机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热烈迎接邓小平。
权欲熏心的江青一伙，一直把邓小平看作是他们窃取领导权的障碍。针对毛泽东１９７４年１０月提出的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建议，又借"风庆"轮事件大做文章，再次向邓小平发难。
１０月１３日，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关于"风庆"轮事件的报告，报道中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进行了批判。寻机发难的江青如获至宝，以为这是天赐良机。于是，她在材料上写道："交通部是不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沉思片刻，又无中生有地写道："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随后，又以不可一世的口吻讲："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人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江青的用意有二：一是首先表态，给"风庆"轮事件定性；二是要试探周恩来、邓小平对这件事如何表态。
对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紧随江青其后表态，异口同声地讲这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和交通部以此事为典型，进行所谓的"路线教育"。与此相反，邓小平看到这份材料后，仅在上面画了个圈，表示已经看过，周恩来在江青派专人送的传阅件上的批示也只有"已阅"两个字。两种态度，泾渭分明。
不难想象，江青对周、邓的"无动于衷"是怎样恼怒了。在１０月１７日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蓄谋已久的江青一伙借机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首先在发言中把"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随后，江青首先站起来向邓小平质问："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你要表明态度！"
面对江青的骄横无理，邓小平忍了又忍。以往遇到这类情形时，他都沉默不语。这倒不是因为邓小平惧怕她，而主要是从维护团结等诸种因素考虑的。这一次，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邓小平双目逼视着对方，面容冷峻，一字一句地说道："对这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江青对邓小平的义正词严颇感意外，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没有谁敢以这种口吻对她讲话。于是，她大施淫威，用泼妇式的语言谩骂起邓小平来。
邓小平忍无可忍，站起身来，愤然退场。这时，旁边静观事态的张春桥阴沉着面孔，目送着邓小平离去的背影狠狠地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其他委员们相视无语，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江青一伙并未罢休，经过连夜密谋，决定派王洪文第二天乘飞机到长沙，向住在那里的毛泽东"告状"，期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未料到，毛泽东听到王洪文的"汇报"后，严厉批评他："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紧接着，江青又找来能够接近毛泽东的外交部干部，让她们去长沙时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的"崇洋媚外"，诬告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与此同时，在医院养病的周恩来已洞悉了江青等人的阴谋。他向来人讲："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
１０月２０日，毛泽东在长沙又听到江青等人小题大做、胡作非为的情况汇报，感到十分恼火，他说："风庆"轮问题本来是件小事，先念同志已在解决，江青这么搞很不对头嘛！他要人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最后，又提出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不仅如此，毛泽东于１１月１２日会见邓小平时，当面赞赏他１０月１７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抵制江青的做法。他高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她强加于人嘛，我也是不高兴的！别人也不高兴。邓小平接着毛泽东的话题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个好。"
随后，邓小平又表示："最近关于我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笑着说：没办法呢，只好提起来了。言谈中，表明对邓小平的信赖和支持。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周恩来由于频繁的手术治疗，身体每况愈下。毛泽东出于对老战友关切，鉴于王洪文的表现，已经把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工作担子放在邓小平肩上。
这时，正是四届人大筹备工作进入最紧张阶段。周恩来多次约邓小平、李先念谈话，研究人事安排问题。针对江青一伙要他们选定的"新生力量"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的情况，他们决定关系重大，不能让步。邓小平受毛泽东嘱托，主持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１２月１８日，周恩来和邓小平进行了本年中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商定了四届人大的各项重要方案。
１２月２３日，周恩来抱重病前往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筹备情况。毛泽东见到周恩来及王洪文以后，一边摇手，一边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望着自己亲手提拔上来的这位年轻人，言语中流露出明显不满："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邓小平却十分赞许。他对周恩来说："他政治思想强。"边说边用手指着自己的脑袋，紧接着，毛泽东的大手又指向王洪文："他没有邓小平强。"也许怕别人没听清他的话，毛泽东用铅笔在纸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强"字。对此，周恩来微笑点头，表示十分赞同。坐在一旁的王洪文却非常紧张，尴尬地强作笑颜。
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人事安排时，毛泽东明确重申：让小平同志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随后，他又在纸上写下"人才难棗?，周恩来深解其意，未等毛泽东写完，就脱口而出"人才难得"。毛泽东听后搁下笔不再写了。
面对这种情形，在场的王洪文坐立不安，不知所措。这时，毛泽东扭过脸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病情是清楚的。他关切地告诉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重重地点点头。他明白，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委以重任的意向，他从心里为邓小平能顶替自己在第一线主持工作而高兴。<回到顶部>
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
１９７５年，是邓小平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极富有戏剧性的年份。这一年，邓小平身负重任第一次主持党中央工作，并对全国各条战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迅速扭转了党政军各项工作中的困难局面。然而，一场"政治台风"又迫使他走下政治舞台。
１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几天后，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又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
１月１３日，全国四届人大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庄严宣布：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为了尽快实现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提出的宏伟目标，邓小平在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不久，便开始组织一场党和人民反对"左"倾错误的重大斗争，并着手对我国各条战线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
１月２５日，邓小平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要"整顿军队"，总参、总政、总后"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
３月５日，他在各省、自治区、市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说："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个大局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随后，他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强调：要把钢铁生产搞上去。
７月４日，他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们提出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
７月１４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明军队中存在着肿、散、骄、奢、惰，军队整顿就是整这五个字。
８月３日，他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针对军工产品质量问题，强调这方面要很好地整顿。
９月２７日、１０月４日，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插话，进一步说明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问题。"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邓小平的这些话语虽然没有豪言壮语，但却体现他的魄力和胆识。
整顿铁路运输是全面整顿起点。由邓小平点将的新任铁道部部长万里，强调铁路部门要把党中央关于整顿铁路的第９号文件作为铁路工作的纲。他说："不唱天，不唱地，只唱９号文件这出戏；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有理。"铁路的整顿很快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整个铁路大动脉开始"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随后，钢铁工业的整顿紧跟而上，军队、军工、教育、文艺、科技等领域的整顿也厉兵秣马，准备展开。
外国人巴拉奇反谑踩衔旱诵∑讲凰炒?文化大革命"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无论怎样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勇士。有人说，邓小平组织的全面整顿这场斗争，唤醒了全国人民的空前觉醒，加速了"四人帮"走向灭亡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１９７５年的全面整顿，就没有１９７６年伟大的"四五运动"。它是后来党所进行的拨乱反正伟大斗争的先导，为思想和组织方面作出了重要准备。
１９７５年的初夏，北京城里鲜花盛开，绿树成荫，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也荡起一阵清新的春风，迫使那股阴风不得不暂时退缩到阴暗的角落里。
４月下旬和５月初，毛泽东在所作的指示和谈话中，对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作了结论。他强调坚持"三要三不要"原则，点名批评了江青、王洪文等人，并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
这件事办起来颇为棘手，邓小平倒不是怕江青一伙，因为此前他就对干部讲过，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他也不是怕再一次被打倒，他曾讲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最多也不怕抓。此刻，他在考虑怎样把握分寸进行这场正面交锋。
５月２７日，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面无笑容，从坐的位置上看也是"阵营"分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坐在一边，相互紧挨着。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则另坐一边。毛泽东、周恩来没有参加。
邓小平以主持人身份首先开口，他重复毛泽东强调的要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针对江青等人说毛泽东批评他们的话过了头，是突然袭击，搞围攻。邓小平一针见血地说：其实，４０％也没讲到，有没有２０％也难讲，所以，谈不上突然袭击和过头。
会场上一片寂静，与会者都在紧张思索着。邓小平话锋一转，直指问题实质，说"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一是批周恩来、叶剑英……钻出来个'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又钻出来个批走后门，点很多人的名，提到背叛马列的高度；三是学理论反修防修，又钻出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几件事雷厉风行，别的事却不那么雷厉风行，这是为什么？"
随后，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口径，告诉江青一伙不要搞小圈子，不要搞宗派，"四人帮"值得警惕；要遵守纪律，不要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其实，邓小平远没有把全部的话讲出来，但上述那些话就已经很有分量了。
叶剑英、李先念等也先后发言，并向江青等提出质问和批评。江青一伙面无表情，呆若泥塑。会议以一方义正词严，一方沉默寡言而宣告结束。
６月３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批评江青一伙。会上，邓小平首先讲话，随后，叶剑英讲了反对经验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严守纪律、实行请示报告，重大问题政治局要进行讨论等意见和建议。
这次会议，江青一伙终于开口了。他们心里明白，不然政治局的批评还将会继续下去。王洪文多少作了点自我批评，说江青和邓小平有争论，自己只听一方意见，有片面性，没听邓小平意见。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受到批评。关于反经验主义，没有看出问题所在，未引起重视。他承认上次政治局会议多数同志发言是好的，对他的批评是难得的，但是，他仍没有讲出"四人帮"的大部分错误。
江青也讲了话。她说，在５月２７日的会上，她的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那次会，她有体会，有些问题还要看点东西，消化一下，再作进一步检讨。
老谋深算的张春桥仍旧一言不发，他在记录本上写下了这样的字："沉默，沉默，又沉默。"
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见批评会有了成果，便适时收兵，提议会议到此结束，会议情况向毛主席汇报。
作为这场短兵相接的"战后总结"，毛泽东和邓小平有过一番交谈。"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毛泽东用肯定的口吻说。邓小平讲："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泽东形象地对邓小平说："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邓小平轻松地说："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小平指明王洪文６月３日的发言很多同志感到不真实。毛泽东话题一转，到了邓小平身上："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蛮有信心地说："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毛泽东表示赞许："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作为这场正面交锋的结果，江青被迫向毛泽东和各政治局委员提交了书面检讨。其中，除违心地作了检查（后来的事实证明）外，不得不承认两次政治局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由于毛泽东的再三批评和政治局会上大家的批评，江青不得不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可能"。
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６日下午，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王震等８位国务院领导，在国务院会议厅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等三人《关于科技工作的问题》（即汇报提纲）的汇报。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期间作了重要插话。他神情严肃地讲："如果我们的科研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
当胡耀邦汇报到第五个问题"红专"时，邓小平插话说："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他列举了数学家陈景润和北京大学一位搞半导体的老科学家专心致志、废寝忘食搞科研的事例，充满着感情说："广大的科研人员实在是想搞科学研究啊！闹派性的是少数，现在这个状况是能够改变过来的。""我们要把那些较好的，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记下来，建立科技人员档案，帮助他们创造条件，不管他们资格老不老……总之，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包括一些有怪脾气的人。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家庭有困难的也要帮助解决。"
很多人都记得，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位作家生动记述了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感人事迹，令国人感叹不已。其实，在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就通过汇报听到陈景润的感人事迹，并指示有关部门领导，为陈景润这样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施展才干解决困难，创造科研条件。
参加这次汇报会的还有教育部长周荣鑫，此刻，邓小平眼睛正注视着他，因为，这时汇报人正汇报到要办科技学校。邓小平狠狠地吸了一大口烟，提高嗓门说："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不懂外文，搞什么科技情报，缺少数理化，怎么搞自然科学？"
邓小平联想到"文革"以来，林彪、江青一伙对教育战线的百般摧残，嘴中却大讲所谓"教育革命的新气象"，心中的愤怒油然而生，他厉声疾言："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他又一次望着周荣鑫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针对学校教师问题，邓小平坚决表示："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教育战线也要调动人的积极性。"
周荣鑫心里明白，邓小平的话并不是针对他，而是在鼓励他。这位由周恩来、邓小平点将的教育部部长，由于积极领导教育战线的整顿工作，后来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与会者们知道，邓小平那些铿锵有力的话是在批判"四人帮"。而在当时万马齐喑、"四人帮"伺机反扑之际，这番话是具有怎样的胆识啊！<回到顶部>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正当邓小平聚精会神地主持开展全面整顿工作，并见到成效时，江青一伙借毛泽东同意评论古典小说《水浒》之机，含沙射影地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并逐步把这场斗争公开化。这样，正义和邪恶的公开较量也就势在必然。
对１９７５年９月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毛泽东十分重视，他要政治局委员能去的都参加会议，并指定邓小平在会上作重要报告。
江青居心叵测，于９月８日提前来到大寨。她带了随行人员５０多人，还从北京运来四匹马，一卡车评《水浒》的印刷品和电影、电视片以及放映设备等。１２日，她在大寨礼堂向大寨全体干部、社员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评论《水浒》报告，她危言耸听地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就是有人架空主席。"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央部分领导同志。
９月１５日上午９时，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县拖拉机厂的新厂房内隆重开幕。会议由华国锋主持，陈永贵致开幕词。陈锡联、江青、吴桂贤、姚文元参加了会议，到会代表３７００多人。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重要报告。他说："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表示祝贺！向战斗在农业第一线的代表们问好！"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阵热烈掌声。报告期间尽管邓小平几次摆手示意大家停止鼓掌，但爆发的掌声越来越热烈，不少刚被"解放"出来工作的老同志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但是，邓小平从一开始讲话，就受到江青的无理干扰，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邓小平的当场斥责。
大会十分热烈的气氛，令人动情的场面使邓小平也很激动。他面对台下一张张诚挚、热情的面孔说："这个会议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会议。"
江青插话："内容不一样。"
邓小平没有瞅江青，他望着台下说："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像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２５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可见，邓小平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像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那样，在纠正"左"的错误方面起很好的作用。
邓小平在讲话中要求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农业。他语重心长地说，目前"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江青在一旁又冷着脸孔说："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
邓小平也毫不客气地拦住话头说："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其实，邓小平十分清楚，这哪是个别的现象啊。他接着讲："据２０多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平均为１２４元，最低的贵州，倒数第一，只有６０几块。……社员有的还倒欠债。"
江青又抢着表态："有些债要取消了。"
邓小平这次朝江青看了一眼，说："那是政策问题，中央要另行研究。"
邓小平并非一味讲"大好形势"的讲话，令代表们大为震动，全场掌声不息。许多代表在他的讲话结束后站起来高举双手，表示赞同。
按会议程序，并没有安排江青发言，可她在邓小平讲话结束后却偏要讲话。她明知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不来参加会是中央的决定，却一开口就指责各地"不重视农业"，"第一书记只来一个内蒙的尤太忠"。这时，邓小平有意提醒江青："各省市是按中央通知办事，主管农业的书记来了就行。"
江青讲了几句关于农业的话，然后就扯到评论《水浒》的问题上。她大放厥词，讲什么"学理论抓农业"，"《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开幕式一结束，她就提出要印发她的讲话，放她评《水浒》的录音。毛泽东得知江青的谈话内容后，立刻作了严厉的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江青企图借这次会议出风头，错误引导会议方向的做法及时得到了遏制。邓小平则在开幕式后，于当天回到北京。
江青一伙又在酝酿对邓小平的围攻了，这一次，充当急先锋的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他于１９７５年９月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联络员"，这是江青一伙采取的新策略。果然，这个"联络员"作用非凡，他数次向毛泽东谗言邓小平，特别是１１月２日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诬告邓小平，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对邓小平工作的错误否定。<回到顶部>
